陈凯师贵州作家||姜东霞：可以这样去回忆（创作谈）-贵州作家

陈凯师? 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办 【贵州作家·微刊】以展示贵州作家创作成果、关注文学新人、多视角反映贵州文学生态为己任。每周一、三、五更新
NO·406
贵州作家·创作谈
我从小在封闭的地方长大，所以关于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就来源于此，如同烙印一样伴随着我的写作。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每个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邮票”，使之终身寻找和重返。
那片封闭的土地，属于孤立的时间，属于封闭和消亡本身，同时也属于我 。像物体映在水里，是经过了水和光的透射的。我可以这样去回忆它，正如我可以追逐地上的影子一样。
很多年前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我像山崖上开出来的花，近看还有纹理。朋友大概说的是我身上有某种类似于一株植物的生长性状。我想我的这种状态，与我从小生活在封闭偏僻的农场不屈不挠地生长有关。所有的事物都会消失，而一个人生长的环境和气息，只会历久弥坚。
我一直将那儿称作“那块封闭的土地”，将自己视为一直行走在那块土地上的最后一个人。虽不生于斯却长于斯的土地，形成了我生命背景精神起点和参照。同时也成为了我的梦境，经由我的童年少年分裂的时光，对那片土地的重返，既是伤痛的，又是一次更大的重建。宽阔的土地给予了我无限宽阔的生命记忆，它的荒凉和僻远都是我想象的开端。我的长篇小说《崖上花》就是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想在小说中努力寻找的却是那些建立在人性、挣扎、苦难、悲辛、和解、消亡和救赎基础之上的东西。追寻人的生存抗争，它属于时间和人本身。人面对苦难时的各种选择，人的处境生命状态，这才是写作者要关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生命样式，在时间里弯曲的轨迹，隐沉在事物内部的那个部分，我们与世界间繁复的关系，如同一棵树被天空照见，一只蚁虫从花间爬过，一弯新月与奔腾的河流间的显示，这种种的隐秘联结，绝非一个形而下的东西可以承载。
我总是想在现实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时空秩序，我甚至想一意孤行地创建一个只属于人性、时间，可以信任无限延伸的时空，来还原现实无法抵达的另一种存在，那些千丝万缕的牵扯，以及人事万物的因果联结和流转。《崖上花》中的《马兰花开二十一》的创作，也曾试图找到依附于歌谣创建的缥缈时空线索，以此来获取隐藏着的那个部分。马兰花是神花，它花开遍野，更重要的是它开在一代人的生命里。无论是花还是歌谣，它始终不一地开放，它的重影部分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它的美丽属于忧伤，忧伤的神话本身，忧伤的时间和年代。
我成长的年代和土地，之于记忆是宽阔无边的，生活无论多艰难，它的背景在时间里更多的是对饥饿和歌谣模糊了的回顾。唱着歌在涨水的河水里走失的小姑娘；唱着歌死于小产的疯女人，那些无数的在同一块土地上生生不灭的，不同轨道上运行着的各种命运的挣扎，那片土地上共生共存的不同世界的人，聚拢来形成的另一种陌生的对人性和文明的多重审视，诗意的解构和后发现，令事物自行开口的觉知和智性，我想才是《崖上花》这部小说真正要追求和寻找的。
封闭的土地是形成我生命秘密的场所。土地、河流、草丛、蝉鸣、歌谣……是秘密中的另一个秘密，也是世界向我敞开的方式，上天入地的焦灼、困惑、等待，没有边界的土地、人事和时间，成为秘密中的路线图，成为生命与生命交集过程中的重影部分。
那些隐约、恍惚、贴近的时间世界，既是真实的又是梦幻的。在此情景下的短篇小说《秧鸡》，它的忧伤来自于时间和记忆。 小说中的“疯女人”教唱的歌谣：“打田栽秧排队排，一对秧鸡跑出来……”，（这是一支插秧歌）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我对她的全部记忆源于这支歌。小说中的我和她共存于“两重世界”，类似于矛和盾的两面。她是成年人，且是个到了春天就要犯疯病的铁匠的女人。我是一个每天上下学，都要在田地里乱跑的孩子。她沿着黄昏来临的河边一路走来，唱着那支插秧歌。一个黄昏，我正在田地里玩，她送给我一只我做梦都想要的秧鸡（早春时候跑在水田里的一种鸟），让我感觉到了与她的亲近。我回报她一把炒芝麻。那个世界留在一个孩子眼中的永远是疏离的，不确定而可以向往的事物。疯子脸上有大面积的烫痕，这个她唯一的外貌标志，也是在“她的影子映在太阳光下，影子移动的速度跟她声音形成对比”的时候，我才看清了的脸。她的歌声才是确立她真正存在的意义，才是她的神秘的内在指向。
很久以后，当疯子再次出现的时候，我和她的疏远，也正是她与我的疏远一般。我们变得陌生而警觉，这让我一直猜测她是否真的记得或认得我。慢慢地我们都感觉到疯子不唱歌了，由此我们开始猜测判断疯子不疯了。而我和她之间每次见着，也总是保持着一种距离，远远地打量对方，相互都警惕着某种攻击。
某一天，我在山坡上疯玩，看到对面铁轨边的小木屋——疯子家门口围了很多人，就猜想到疯子死了，跟着跑去看热闹。她死了。因为小产，流血过多体虚而死。我的心里就升起一股淡淡的抹不掉的伤感。
记得第一次发表长篇小说时（大概十多年前），一位研究绘画理论的朋友对我说，对，你一直要保持这种悲天悯人的态度去写作。只惜那时粗陋并不能深领其意，只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同情心悲悯心。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云南一个诗人写的《虱子》，才恍然明白了“悲天悯人”一词，所隐含的同体而悲的另一层意义所在。没有谁的生命高于谁，所以并不存在一种高于另一生命的同情。只有感同深受相交相融，才会有一份人所应该保有的生命情怀或写作情怀。
形形色色的人或物，构筑成的世界一直在我的生命里延伸，它是封闭又是开阔的，更是寂静的。
寂静是时间的另一面，它的语言是无声的，它的存在是另一种开启，是另一种更加阔大的显示。它的封闭与寂静，呈现的是没有边界的时间图景，而人在其中寂然如烟。
人在其中。这样我就更愿意去想一个写作者，在自然界和苍茫的时间中，如何寻找到人与这一切相融交汇的节点。 我想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够将一切转向事物内部延伸的那个部份，寻找那些使之成为弯曲了的隐藏了的时间和事物，那些疼痛、悲辛与抗争，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世界，那么至少这个作品就有了可信的可能。
“像船穿越沉沉迷雾，而不被雾所发现”我把这种描述看成一种方式，一种描述事物的距离。或者与事物交融的谜一样的方式。
好比隐藏在事物内部的那些类似于重影之类的东西，更能引发我的思考，成为写作的灵感和动机。我拙于讲“铺天盖地”的故事，当然这不等同于我对立于“好的小说家，就是讲故事的高手”。我只是想找到故事的另一面（也许是事物的背面阴影处的东西，而不是站在它的对面，按照先后顺序或大小去描述它），我想这也许是讲故事的另一种方式。
如果讲一个简单或者复杂的故事，只是将发生的事讲出来，那么天花乱坠的“故事会”不管怎样离奇、眩目、宕跌，都只是在一个事物的平面上画几道痕。同时我也惧怕“众口一词”讲故事的方式，惧怕处在将文字降低到生存状态的“口水语言游戏”，以此拉低大众的趣味，这无疑是有罪的。
“害群之马”这是昆德拉对贡布罗维奇的最高评价。我想同时也是对怎样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评判。一个好作家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发声方式，并找到了与之对位的其他音。即便是合唱也一定有与之对应的声部。
作为女性写作者，在阅读时我更偏好于那些有力量的男性作家，喜欢那些一块一块的石头垒起来的语言和句式，其中的机关在那些相互间的疑隙里，叙述成为故事本身释放出来的那股力量。
最后借用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说的话结束，以此表达我内心对文学的理解：
我的作品是对自己、对记忆以及对人类的一种承诺。

姜东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无水之泳》（刊发于《中国作家》）、《崖上花》（刊发于《十月》）；有短篇小说集《过去的日子》；散文集《开出花来的服饰》等。曾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创作奖，2017年贵州省优秀文艺创作奖等。现居贵阳。
主编｜魏尔锅
编辑｜何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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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贵州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