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视角】庞明启：相权、儒术、勋旧的三重奏——赵普与卢多逊之争探论-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A trio of prime minister，Confucian scholar and former official with meritorious services to the royal family: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Zhao Pu and Lu Duoxun
【摘要】赵普和卢多逊是宋初的著名权相，双方进行了一场持久、曲折、激烈的斗争，政治动因复杂、涉及层面广泛，可谓宋初两朝政治风云的缩略图景。赵、卢之争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最后以赵胜卢败收场。究其原因，首先，皇帝集权与宰相集权之间存在冲突; 其次，卢多逊以过人的学识、谋略、功业取代赵普，升任宰辅，是“宰相须用儒者”的“祖宗家法”的成型及初步实践; 第三，赵普能够保存政治资本，并抓住契机投靠太宗、恢复相位、打垮对手，全凭拥有卢多逊所没有的皇室勋旧身份。
【关键词】赵普; 卢多逊; 相权; 儒术; 勋旧
赵普和卢多逊都是北宋初太祖太宗两朝著名的权相，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及成败是宋初重大的政治事件，背后有着复杂的动因，涉及到了许多重大政治话题，可谓宋初两朝政治风云的微缩图景。现代的研究者们往往从赵普、太祖、太宗的关系出发研究这一历史事件，而忽略了卢多逊的作用。本文本着还原历史现场的态度，以赵普、卢多逊为事件主角，兹就二人政治斗争的全过程进行梳理，深入剖析个中隐藏的原委，以反映宋初政治局势、权力角逐、国策制定之一隅。
一、赵、卢之争的三步曲
第一阶段: 卢多逊在翰林学士任上即开始趁便攻击赵普。于时赵普由于居相自专树敌甚多，不断有人在太祖面前投诉，逐渐恩衰，卢多逊的攻击才能最终奏效。
赵普恩替的前奏是赵玭、雷有邻的公开告讦，罢相的导火索则是卢多逊的背后攻击。《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 卷十四记载: “赵普之为政也专，廷臣多疾之。上初听赵玭之诉，欲逐普，既止。卢多逊在翰林，因召对，数毁短普，且言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上访诸李昉，昉曰: ‘臣职司书诏，普所为，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李崇矩罢，上于普稍有间，及赵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开宝六年六月) 庚戌，复诏薛居正、吕余庆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赵普在宰相任事多专断，引起了广泛的不满。《长编》卷十四在赵普罢相之后追叙了这样一件事: “尝设大瓦壶于视事阁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壶中，束缊焚之，其多得谤咎，殆由此也。”赵玭之诉，与赵孚等抵罪之事，皆由赵普专权得谤所致。
《长编》卷九记载: “左监门卫大将军赵玭既罢三司，累上密疏，皆留中不出，尝疑赵普中伤之，乃诣阁门纳所受诰命。庚申，诏勒归私第黛玉晴雯子。玭请退居郓州，不许。”3年后的开宝四年，矛盾终于公开化了，卷十二便记载此年三月赵玭当着太祖的面揭发赵普贩木规利，一直护着赵普的太祖因为这一件小事发怒，要驱逐赵普，幸赖前任宰相王溥辩解得免，惩罚了赵玭。
赵孚等抵罪之事，是由于雷德骧之子雷有邻为报父仇告发赵普，根源则在于赵普专政、干扰德骧职务。《长编》卷九记载: “(开宝元年九月) 甲戌，屯田员外郎雷德骧责授商州司户参军。德骧判大理寺，其官属与堂吏附会宰相，擅增减刑名，德骧愤惋求见，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对，即直诣讲武殿奏之，辞气俱厉，并言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上怒叱之曰: ‘鼎铛犹有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击折其上颚二齿，命左右曳出，诏宰相处以极刑。既而怒解，止用阑入之罪黜焉。”雷德骧在商州，新任知州奚屿希赵普之意，折辱之，接着以为文讪谤朝廷之罪，即加械系，“具事以闻”。结果，德骧被“削籍徙灵武”。德骧之子有邻便不惜借牺牲朋友们的生命与前途为代价告发赵普，顺便检举赵普庇护赵孚不之西川之任。虽然没有达到打倒赵普的目的，但也剪去了他的一部分党羽，皇恩益衰。
从这两起分别历时3 年和6 年的事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赵普由恩隆到恩衰的变化。此时，卢多逊再落井下石，太祖便下令使原来只是作为陪衬的两位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二人分其相权。这样赵普独相与专政的10 年基本就结束了。两个月后赵普罢相: “(八月) 甲辰，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普，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
赵普罢相后，《长编》紧接着记载道“及普忤旨，左右争倾之”，只有吕余庆为之辩解，很快吕余庆就辞职了。原来就身处宰辅之位同时又为太祖以前幕职官的薛居正、沈义伦自然升为宰相，卢多逊也由翰林学士进为参知政事，进入了宰辅的行列。并且此时是两位宰相，一位副相(参知政事) ，这种奇怪的格局一直持续到开宝九年，也就是三年后太祖去世之年。这年十月，太祖去世，太宗即位，百官例加恩赏，卢多逊升为宰相，薛、沈二人则加左右仆射，形成了三相并列的局面。百官之中爱他美奶粉价格，卢多逊是赵普倒台后的最大赢家。
“及普忤旨，左右争倾之”，“左右”是指哪些人? 《长编》卷十六记载了一条关于王祜的事情:“多逊初为学士，阴顷宰相赵普，累讽祜助己，祜不听”云云。卢多逊暗示助己、进行拉拢的不可能只有王祜一人，“左右”之人当中肯定有不少是卢多逊拉拢过来的。
第二阶段，“(卢多逊) 在相位，(赵) 普之子及其亲属多为所抑”。
《长编》卷二十一载: “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宝，因其父益居洛阳，有大第良田，优游自适，不欲亲吏事。其妻，赵普之妺也，普为宰相，仁宝得分司西京。卢多逊与普有隙，因白上以仁宝知邕州。凡九年不得代。仁宝恐因循死岭外，乃上疏言: ‘交州主帅被害，其国乱，可以偏师取之，愿乘传诣阙面奏其状，庶得详悉。’疏至，上大喜，令驰驿召，未发，多逊遽奏曰: ‘交阯内扰，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袭击，所谓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宝，必泄其谋，蛮寇知之，阻山海预为备，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宝以飞挽之任，因令经度其事，选将发荆湖士卒一二万人，长驱而往，势必万全，易于摧枯拉朽也。’上以为然。(太平兴国五年) 秋七月丁未以仁宝为交州路水陆转运使……”。次年三月，侯仁宝乘胜率前军先行，孙全兴、刘澄等将领却迟留不发、贻误战机，不久仁宝即被诈降的敌人害死，宋军水土不服多病死者，无功而返，将领们各自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侯仁宝被追赠工部侍郎，并以其二子为官。
《长编》卷二十一所载“以仁宝知雍州”下面有一段按语: “按《实录》，开宝六年四月辛丑，卢多逊使江南，后十日辛亥，仁宝知邕州，时多逊未反也。《传》称多逊参政，即命仁宝知邕州，恐误，今略删改之。”侯仁宝知雍州“九年不得代”，太平兴国五年秋七月上推九年，则其知雍州的时间当在太祖开宝五年。时卢多逊已为翰林学士，赵普尚为宰相，但已经处在恩衰的阶段。授侯仁宝交州路水陆转运使的太平兴国五年，正是赵普在京居闲职、饱受沮抑之时，而卢多逊尚居相位、权倾朝野。侯仁宝仕途的升沉与赵、卢二人的地位变化有着十分明显的关系。
次年九月，卢多逊还不知道政敌赵普即将复相，还在不断压制诋毁他。《长编》卷二十二记载: “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踰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赵普久不见用，饱受压制，加上年事渐高，长子承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潭州做官，好不容易到京城来一趟，父子得以短暂相聚，也可以使得老境颓唐之心得到稍许的安慰。承宗又是因为婚姻大事才到京师，所娶之妇又是公主的女儿，本来也是一件大喜事。而这么一点天伦之乐都要被卢多逊剥夺，以常情揆之，赵普不得不怒。墙倒众人推，卢多逊以及众多见风使舵者的倾毁、叛离使赵普的处境十分危险。司马光《涑水记闻》载: “赵普为卢多逊所谮，出为河阳，日夕忧不测。”又《长编》卷三十八记载: “(王) 继英少以笔札事赵普。普自河阳罢为太子少保，常从者皆去，惟继英奉事愈谨。”赵普罢河阳三城节度使、受太子少保，是在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主动来朝、“乞赴太祖山陵”之时。此前，赵普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时，压制所属支郡的知州高保寅。二人早有间隙，而保寅是太宗即位不久任命的，于是保寅手疏乞罢节镇领支郡的制度恐猫。太宗下诏使怀州直属京师，长吏得自奏事。赵普大概是因为恐惧，才自请解职以避祸的。此时的赵普可谓众叛亲离、腹背受敌，要翻身，可谓难上加难。
第三阶段: 太平兴国六年，赵普借秦王廷美一案复相位，彻底击溃卢多逊。
《长编》卷二十二载: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太子太保赵普奉朝请累年，卢多逊益毁之，郁郁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国长公主女。承宗适知潭州，受诏归阙成婚，礼未踰月，多逊白遣归任，普由是愤怒。会如京使柴禹锡等告秦王廷美骄恣，将有阴谋窃发。上召问普，普对曰: ‘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复密奏: ‘臣开国旧臣，为权幸所沮。’因言昭宪顾命及先朝自诉之事。上于宫中访得普前所上章，并发金匮，遂大感寤，即留承宗京师，召普谓曰: ‘人谁无过? 朕不待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矣。’ (九月) 辛亥，以普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传位于上，昭宪顾命也。或曰昭宪及太祖本意，盖欲上复传之廷美，而廷美将复传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开封，德恭授贵州防御使。实称皇子，皆缘昭宪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谋。他日，上尝以传国意访之赵普，普曰: ‘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于是普复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则普之为也。”李焘认为廷美获罪的根本原因在于赵普要翻身并击败卢多逊。
接着，《长编》卷二十三载: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 (夏四月) 赵普既复相，卢多逊益不自安。普屡讽多逊令引退，多逊贪权固位，不能自决。会普廉得多逊与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闻。上怒，戊辰，责授多逊兵部尚书，下御史狱，捕系中书守当官赵白，秦府孔目官阎密、小吏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等，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卫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杂事滕中正杂治之。多逊自言累遣赵白以中书机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赵白言于廷美云: ‘愿宫车早晏驾，尽心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报多逊云: ‘承旨言正会我意，我亦愿宫车早晏驾。’私遗多逊弓箭等，多逊受之。阎密初给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补殿直，仍隶秦王府，恣横不法，言多指斥。王继勋，廷美尤亲信之，尝使求访声妓，继勋怙势取贷，赃污狼藉。樊德明素与赵白游处，多逊因之以结廷美。廷美又累遣赵怀禄私召同母弟军器库副使赵廷俊与语。阎怀忠尝为廷美所遣，诣淮海王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受俶私遗白金百两、釦器、绢扇等，廷美又尝遣怀忠赍银盌、锦彩、羊酒诣其妻父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开封潘璘营燕军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诏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逊及廷美顾望呪诅，大逆不道，宜行诛灭，以正刑章，赵白等请处斩。丁丑，诏削夺多逊官爵，并家属流崖州; 廷美勒归私第; 赵白、阎密、王继勋、樊德明、赵怀禄、阎怀忠皆斩于都门之外，籍入其家财。”又，南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四记载: “(太宗皇帝) 太平兴国七年，贬卢多逊，以赵普为司徒复入相，十一月郊天地于员丘，大赦。有上书引诸葛不赦事，上竟从普言自后郊赦不书。”此案牵连甚广，打击面很大，卢多逊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就在卢多逊罢相下狱、与廷美交通的案情还未落实之前，赵普还在搜寻卢多逊的其他罪状。《吴越备史》记载了钱俶(时封淮海王) 这样一件事:“赵普再入相，卢多逊罢为兵部尚书。一日普召王世子惟濬至，谓曰: ‘朝廷知卢多逊求取元帅财物极多，今未鞫劾者，恐累元帅耳。请具所遣之物，列状上之。’惟濬归白王。王曰: ‘主上英明，凡大臣有过即自行，何用状上?’惟濬惧普，因与僚吏等再三坚请，曰: ‘若不预言，事恐不测。’王曰: ‘且姑休矣! 我当取案籍考视之。’于时尽取当时簿籍，命火焚之。即召惟濬等至，谓曰: ‘我入朝之初，荷蒙主上殊常之遇，故左右大臣咸有馈物，非独卢相也。岂可见人将溺而加石焉? 汝等少年，慎勿为此! 祸福我自当之。’惟濬等惕惧而退。普闻之，召惟濬至，深自叹服，称王宽洪大度。事遂寝。”钱俶为降国之主，自然不安于朝，于是广为贿赂。早在开宝四年赵普为相时，时未归降的钱俶就贿赂过赵普十瓶瓜子金。那么当卢多逊为相时，钱俶当然也要大力贿赂基督教十戒。多逊得罪，钱俶之所以不敢落井下石是怕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不能自拔。钱俶并不仅仅是赵普所叹服的“宽宏大度”，更多的是小心谨慎而已。尽管如此，根据上引《长编》卷二十三的记载，还是检举出了这样一件事: “阎怀忠尝为廷美所遣，诣淮海王俶求犀玉带、金酒器，怀忠受俶私遗白金百两、釦器、绢扇等”。看来赵普并没有因为“叹服”钱俶，就轻易放过他。
卢多逊在崖州，极为忧悴凄凉。据南宋王铚《四六话》卷上载: “卢多逊丞相谪海外，《国史》载其谢表末云: ‘流星已远，拱北极以无由; 海日空悬，望长安而不见。’又其孙载作《范阳家志》附其临终自作遗表，略云: ‘昔日位居黄阁，众口铄金; 此时身谢朱崖，蔓草萦骨。’虽有五代衰气，然亦可哀矣。”“昔日位居黄阁，众口铄金”，可见当初落井下石之人不在少数。不久，卢多逊便死在了崖州。《宋史·卢多逊传》载: “雍熙二年，(卢多逊) 卒于流所，年五十二。”
直到宋真宗景德二年，卢多逊的儿子卢察还因乃父之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卢察举进士中在高第，却有人上奏说卢多逊子不当与科第，于是原本已经是“司士参军”的卢察只授以“州掾”。到了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卢察才得以归葬其父母于襄阳。仁宗景祐三年，朝廷才归还卢多逊怀州所没田宅。仁宗景祐四年，“(三月甲戌朔) 追复祕书少监卢多逊为工部尚书，妻京兆郡太君苏氏为京兆郡夫人。以其子水部员外郎察援赦自陈也”。此距卢多逊流放崖州已经过去了56 年。
廷美被勒归私第不久，便出为西京留守，又因李符上言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并在房州忧惧而死。李符是在赵普的指使下上言的。后来赵普担心李符泄密，便将他贬出了京师，继而贬到“瘴气甚毒”的春州死去。赵普就这样伙同太宗干净利落地解决了这起谜团重重的篡逆案件。
赵、卢之争以赵胜卢败而收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角逐与倾轧，是宋初两朝朝臣之间最为激烈一次政治斗争，以两朝仅有的两位权相为主角，以皇帝为直接推手，并关系到皇室的内部斗争。
二、赵、卢之争背后的政治动因之一:相权集中与皇权集中之间矛盾加剧
赵普的专权，这里还要补充说明几点。《长编》卷十三记载: “枢密使李崇矩与宰相赵普厚相交结，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闻之，不喜。先是，枢密使、宰相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 (开宝五年九月) 上始令分异之。”李崇矩拜枢密使和赵普拜相在同一年，此时两人做二府长官都已经8 年多了。两人秉政多年，此时又结为儿女亲家，难保不被太祖以朋党目之。所以，令二人分开候对，以免上朝前互相通气。此时，恰好有人状告李崇矩，太祖就趁机罢免了他的枢密使。《长编》紧接着记载道: “有郑伸者，客崇矩门下几十年，崇矩知其险诐无行，待之渐薄。伸怨恨，击登闻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黄金，私托翰林学士扈蒙与羲叟甲科，引军器库使范阳刘审琼为证。上大怒，召审琼诘问，审琼具言其诬，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罢为镇国节度使。赐伸同进士出身，酸枣县主簿。”李崇矩以无罪而免枢密使，很明显，太祖不愿看到二府长官交结太厚、朋比为党，威胁到皇帝大权独揽。郑伸诬告宰辅，未治其罪，反授以官，也是有意鼓励这种举报行为，以加强皇帝对臣僚的监察与控制。李崇矩罢枢密使的次年，专权的赵普就罢相了。如前所述，赵普的罢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举报不断累积、皇帝疑忌不断加重的结果。
即使在太宗朝，赵普也一如既往地专权。《长编》卷二十九记载赵普最后一次入相之初(即端拱元年三月) 时人的言论: “或云普于中书接见群官，语次寻绎有言人短长者。既退，即命吏追录之。事发，引以为证。由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中书事益壅蔽。”接着李焘虽然有一段考辩的话，说明“普必当不如此”，但时人言此，也不是空穴来风。就在这段话之前，李焘叙述了赵普借马周一案贬抑“刚戾难制”的赵昌言和怠慢自己的陈象舆，以及赵普杀以幻术博得太宗恩宠、恣横不法的陈利用两件事，一是说明赵普依然不断用借刀杀人等手段排除异己，二是说明他“强直疾恶”、不回人主之意决不罢休的风格依然没有改变。《长编》卷十四在赵普第一次罢相之后也曾专门举例论证过赵普的强力谏诤风格。在其他部分的记载中，赵普这种刚正明断、“以天下为己任”的事例还有不少，而他嫉贤妒能、排除异己、聚敛财富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一方面赵普可以比肩于历代名相，一方面他又类似于权奸小人，《长编》作者李焘似乎也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赵普3 次入相，第一次在太祖朝独相近10 年，专权似乎在所不免，但后两次入相都不再是独相，而依然能够揽权，就不能不说是能力和性格使然。
卢多逊是在开宝九年太宗登极时由参知政事升为宰相的，而此时薛居正和沈义伦(太宗即位后，避讳改名为沈伦) 已经做了3 年宰相了。卢多逊和沈伦同在太平兴国七年罢相，薛居正于前一年去世。所以，终卢多逊拜相的6 年多时间里，基本上都是3 人共同执政。而且论资格、地位，卢多逊始终排在第三。并且卢多逊为相都是在太宗朝，而非在有意大用他的太祖的时代。但是，卢多逊也做到了相权的集中。
《长编》卷二十二记载: “(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九月) 先是，中书请以著作郎洪雅田锡为京西北路转运判官，锡不乐外职，拜表乞居谏署，且献升平诗二十章，上悦之。翌日，改授右拾遗、直史馆。时卢多逊专大政，有司受群臣章奏，不先禀多逊则不敢通一梦到兵营。锡初从幸大名，欲献平戎歌，多逊许之，始得进御。又尝诣阁门献书，请皇帝东封，其书不实封，且言已白多逊，阁门吏乃受其书，又令锡依常式署状云: ‘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锡自念有言责，欲关说于上，犹如此委曲，事体非便，乃贻书多逊，乞自今谏官上章勿令阁门署具状，多逊不悦。壬寅，以锡为河北南路转运副使。锡因入辞，直进封事。”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卢多逊在朝中可谓一手遮天，群臣畏惧，给皇帝上奏章必须先通过他这关，所上奏章不仅不能实封，还要署上“不敢妄陈利便，希望恩荣”的字样，不然阁门吏不会放进去。即便是负有言责的台谏官也不行。鲠直而又天真的田锡要求卢多逊放宽政策，于是便被外放地方为官了。田锡仍然不能善罢甘休，趁赴官前向皇帝辞行的机会，绕过卢多逊，给皇帝献“军国要机者一，朝廷大体者四”。其中“大体之二”就直接指出了台谏官讽谏、弹奏的职能丧失，中书舍人等不备顾问，等等，要求皇帝能使“职业各举” “各司其局”。这一切无不是卢多逊气焰冲天、百般阻梗所造成的，但田锡还是不敢把矛头直接指向卢多逊，只是说各部门职能不举，而未讲明原因。“或谓锡曰: ‘今日之事鲜矣，宜少晦以远谗忌。’锡曰: ‘事君之诚，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岂一赏可夺耶!’”“今日之事鲜矣”，即是说敢这样大胆上奏的事情已经很少见了，大家都畏惧、躲避“谗忌”。显然在暗示卢多逊。田锡表示大义凛然，志不可夺。《长编》没有记载太宗的反应如何，但这无疑已经给太宗敲响了警钟。
太祖、太宗两朝都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比如削夺武将的权力、壮大禁军、不许节度使干涉州县政务、派遣使者巡查各地、允许下级官吏甚至百姓击登闻鼓诣阙举报官员不法等等。而皇帝和作为中枢长官的宰相难免在集权的过程中产生冲突。《长编》卷四十载，至道二年( 996 年) 七月，即赵普死后的第四年，太宗对宰执说: “前代中书，以堂贴旨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福天下也。太祖朝，赵普在中书错乱酒吧情，其堂贴势力重于敕命。”而两宋之交的罗从彦在其《罗豫章集》卷一中直接指出了赵普罢相在于专政: “太祖尝患赵普专政，欲闻其过。一日，召翰林学士窦仪，语及普所为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之意。仪盛言: ‘普开国勋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镇’。帝不悦。……既而召学士卢多逊，多逊尝有憾于普，又喜其进用，因攻普，罢之，出镇河阳。普之罢甚危，赖以勋旧脱祸。”相权与皇权在集中过程中发生激烈冲突之时，皇帝制裁宰相的办法和权臣互相倾轧的办法毫无二致，都是靠授意、暗示、攻讦等不太光明的手段。《长编》卷七云窦仪早在乾德四年就已经去世了，而赵普罢相是在开宝六年。前后相差近7年。不知孰是。曾巩《隆平集》卷四《宰臣》中记载与此稍异，而亦言窦仪: “三司使赵玭廉其(指赵普) 市木治第事，雷有邻又讼中书不法，太祖恶之。学士窦仪入对，因访普所为。仪曰: ‘不知。’退而曰: ‘我必不大用，而必不之朱崖。’及询卢多逊，多逊乘间攻其短，亟进预政事。及普再相，多逊遂有朱崖之命。”但当时太祖欲闻赵普之过倒是事实，他要罢免赵普总得找一个理由。这里也指出了卢多逊毁短赵普并不仅仅是一种小人行径，也不仅仅是“多逊尝有憾于普”，更是他在领会了太祖的意图之后所做出的回应。卢多逊的承意希旨得到了报偿，赵普罢相后便被任为参知政事。
卢多逊的罢相虽然主要是赵普借廷美一案打击报复的结果，但以上引田锡辞别太宗之言与太宗自道堂贴之言观之，太宗也不会长久地容忍卢多逊如此壅蔽圣听、阻塞言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依然难以调和，罢相也是早晚的事。在前面说明赵、卢之争第三阶段所引《长编》卷二十三的记载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太宗对多逊已经毫无感情可言。他不仅表现出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任由赵普廉得、罗织罪状，还使群臣共同排毁，险些置多逊于死地。端拱元年，太宗听从赵普劝谏，下令处死以妖术得宠的陈利用，旋即后悔，却因传令使者中途受阻，未能及时挽救。否则赵普是杀不了陈利用的。赵普谏杀利用时，太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而前此，太宗对待居相多年的多逊，尚不及一俳优倡伶。寡恩到如此地步，与太祖终不再用赵普如出一辙。
三、赵卢之争背后的动因之二:“宰相需用儒者”的“祖宗家法”实践
卢多逊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打败赵普、跻身相位是“宰相须用儒者”的“祖宗家法”的反映，与其学问、智谋以及在统一大业中的功劳密不可分。
卢多逊富于学问与赵普寡于诗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德四年平蜀后，太祖发现一枚蜀宫人的镜子后面刻有“乾德四年”字样，大惊失色，便询问窦仪等人，窦仪说此乃前蜀王衍年号。“乾德”是前宰相范质等奉敕所定之“前世所无年号”，太祖“因叹曰: ‘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矣。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清代的周召在《双桥随笔》卷二中将此事误记为在太祖、卢多逊、赵普之间发生的，最为有趣: “赵韩王为枢密，卢多逊为翰林学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从古未有。韩王从旁称赞。卢曰: ‘此伪蜀时号也。’帝大惊，遽令检史，视之果然。遂怒，以笔抹韩王面曰: ‘汝争得如它多逊?’韩王经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对，帝方命洗去。韩王自谓以半部《论语》佐帝治天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之语，岂亦《论语》中学来者耶? 不能佐主齐其家，而谓能治天下乎? 韩王原是花脸，一笔之抹，为之添妆耳卧底军婚。虽命洗去，然万世而下，终须障以褚渊之扇，羞面见人。”虽为小说笔法，错讹百出，不足凭信，然而赵普寡学、多逊博学的差别之大，在后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有此民间戏语产生。显然，宰相“寡学术”在太祖心中未免是一个缺憾。太宗在《赵普神道碑》中也说: “王性本俊迈，幼不好学。”至于“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则是老年时候的事了。
南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一《祖宗圣训》记载: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初未甚进用。及卜郊肆类，备法驾，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摄太仆卿，升辂执绥且备顾问。上因叹仪物之盛，询致理之要混沌修道，多逊占对详敏，动皆称旨。他日，上谓左右曰: ‘宰相须用儒者。’卢后果大用，盖肇于此。(自注) 出《文正公笔录》。”文正公即真宗咸平年间的状元王曾，其生活年代距卢多逊较近，所说也比较可信。《事实类苑》卷四十一《文章四六》又记载: “卢多逊为学士，时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诏多逊所草，曰: ‘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郊坛，国之大事。”又，北宋陈师道在《后山居士诗话》中记载: “太祖夜幸后池，对新月置酒，问当直学士为谁。曰: ‘卢多逊。’召使赋诗，请韵，曰: ‘些子儿。’其诗云: 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 露出清光些子儿。太祖大喜，尽以坐间饮食器赐之。”可见，卢多逊的学问、文章深为太祖所喜爱，加强了太祖“宰相须用儒者”的信念，并因此而最终用卢多逊为参知政事。上述“宰相须用读书人”是在太祖听完窦仪的回答后说出的，太祖也曾经想用窦仪为相，为赵普所阻作罢。
南宋林駉在《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中说: “艺祖立，极天下文明，以读书勉大臣，以文吏代镇将，以士人治刑狱，以儒人典藩方。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卢多逊，当代名儒也，博学强记，该贯古今，用而为相，蔼然于太平兴国之治。一扫五季刻薄之习，隐然正道之规模，此列圣所以守为家法也。”并进一步肯定说: “卢多逊之相，以儒者宰相之言而相之也。”
根据这几则材料，可以肯定地说卢多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儒术而致相位。赵普以吏道闻名，卢多逊以儒术闻名，各有太祖太宗所需之处。而“宰相须用儒者”逐渐成为宋代的“祖宗家法”之一，随着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战时状态的结束，就更需要儒术而非吏道。太宗时代的宰相卢多逊、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寇准诸人无一不是科举出身，而吕蒙正更是以当朝状元迅速升为宰相，成为千古佳话，也成为太宗重科举、重儒者的有力佐证。至于太宗朝科举考试之频繁、取士人数之剧增更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太祖太宗以名儒卢多逊为宰相是“宰相须用儒者”思想的成型以及这一思想履践的开始。在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面前，赵普也不得不加紧读书。
如果仅仅靠博学、敏对，卢多逊是不可能夺得相位的，上文说过卢多逊喜欢背地在皇帝面前毁短人，若仅仅靠这一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手段恐怕更不足以使太祖太宗委以大任。事实上，卢多逊在当时还号为“权谋之士”。《长编》卷九载: “兵部郎中、知制诰卢多逊充史馆修撰判馆事。多逊喜任术数，善为巧发奇中。上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多逊预戒吏令遽白所取书目，多逊必通夕阅览以待问。既而上果引问书中事，多逊应答无滞，同列皆服。上益宠异之。”这种挖空心思揣摩人主心意、千方百计引起人主好感的功夫，卢多逊可谓运用得炉火纯青、不动声色。太祖喜好读书之事史书多有记载，卢多逊博学多识、“巧发奇中”“应答无滞”，无疑极大地满足了太祖的这种需求。这种好感日益积累，卢多逊的官运自然日愈亨通。与太祖相比，太宗更是嗜书如命，经常在群臣面前炫耀学问，有时还赐以诗文，并与大臣唱和。这种记载多得不胜枚举。可以想见，卢多逊之于太宗，肯定会把“巧发奇中”的本领施展得更加淋漓尽致。
北宋末年的阮阅《诗话总龟》卷四载: “卢多逊献太宗诗卷中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之句。后与潘美枢密在内殿议事，令宫人煨栗，俄有数栗爆出，烧损绣褥。又尝烧金鼎，宫猫相戏触翻。因举前诗，曰:‘词人作诗信无虚语。’”潘美未曾担任过枢密使，再说太宗也不会无聊到在与大臣议事时，验证像“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这样极为偶然的日常琐事。这条记载不足凭信。但它至少是人们基于对卢多逊才思敏捷、“巧发奇中”的印象之上，加工改造而成的故事。宋潘汝士《丁晋公谈录》载丁谓语: “卢宰相多逊在朝行时，将历代帝王年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图志、理体事务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绝诗，以备应对。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顾问，无不知者，以至践清途，登钧席，皆此力耳。”丁谓为宋真宗时人，所言应该有据。然而一百二十首绝句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量，能涵盖历代历史、地理、制度等方方面面的知识，以至于让人无所不知。此说尽管有夸张之嫌，同样产生于卢多逊博学多识、智略超绝、“善任术数”，能极大满足太祖、太宗时时顾问的要求，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上。
不仅如此，卢多逊的“术数”更是充分地体现在了收复江南的过程中。当时江南在南方诸国中实力最强，而且积极侍奉朝廷，不仅最难攻取，而且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和时机。可以说单从征讨时机的选取与坚定攻伐的信心两方面来说，卢多逊是关键性的人物绿洲乐队。《长编》卷十二载: “(开宝四年)(正月) 戊午，命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其书讫不克成。”《长编》卷十四又载: “(开宝六年) 是日(四月辛丑) ，遣卢多逊为江南生辰国信使。多逊至江南，得其臣主欢心。及还，舣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 ‘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亟令缮写，令中书舍人徐锴等通夕雠对，送与之，多逊乃发。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归，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状。上嘉其谋，始有意大用。”卢多逊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假他人之力完成了图经的编修，又全面了解了江南的地理与国情，同时得到了太祖的嘉奖，为他的下一步升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计谋完成得轻而易举，可谓顺水推舟、顺手牵羊。看似小小的一个举动，意义却非同寻常，它直接关系到日后江南的平定。正如南宋章如愚所说: “舆图之有益于人国也，尚矣。创业之初，有益于平定; 守成之后，有益于备御。其在中兴，则又有益于恢复旧物者也。江南之图上于卢多逊，则收复之功成……”
卢多逊这次出使，初次发出了讨伐江南的信号。《长编》卷十五载: “多逊既还，江南国主知上有南伐意。”江南国主李煜要求朝廷封策，被拒绝，又不敢应诏亲自朝见。开宝七年，已击败赵普、升为参知政事的卢多逊推荐李穆出使江南，晓谕了双方的实力对比，让国主自己决定朝见与否，语言得体，得到了太祖的肯定。当时，太祖已经布置好兵马，却没有“出师之名”，这实际上关系到讨伐是否正义、合理并进而关系到军心、民心的向背问题。李穆出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个“出师之名”——江南名为宋朝的附属国，其国主却拒绝朝见天子。其实，这是强人所难，有意找茬。所以，李穆的出使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但是李穆只是实话实说，给李煜一个选择的机会，并没有用威胁的口气。胆小的李煜却选择了战争。王师讨伐悖逆，便名正言顺了。卢多逊推荐李穆，可谓得人。早在开宝二年，尚为知制诰的卢多逊就奉命接待南唐的上贡使节査元方，打听对方国情，被元方严词拒绝，才知道江南尚有人才，讨伐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经过一系列试探，太祖与卢多逊终于在开宝七年七月下定了讨伐的决心。
一年之后的开宝八年秋七月，就在江南的都城金陵久攻不下的时候，太祖有意罢兵。卢多逊让亲信、权知扬州的侯陟上书极言不可，太祖才放弃了罢兵的打算，终于宋军在当年十一月攻克了金陵，江南得以收复。《长编》卷十六载: “左司员外郎、权知扬州侯陟受赇不法，为部下所讼，追赴京师。陟素善参知政事卢多逊，自度系狱必穷屈，乃私遣人求哀于多逊。时金陵未拔，上颇厌兵，南土卑湿，方秋暑，军中又多疾疫。上议令曹彬等退屯广陵，休士马，以为后图，多逊争不能得。会陟新从广陵来，知金陵危蹙，多逊教令上急变言江南事。陟时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见即大言曰: ‘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罢兵? 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请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问状，遽寝前议，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复以陟判吏部流内铨。”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得到的主要信息似乎是这样的: 侯陟不法，卢多逊用计使其脱罪，或者说是卢多逊耍手段成功包庇了侯陟。其实，如果从当时“金陵危蹙”而太祖欲休兵、“多逊争不能得”的情况来看，包庇侯陟不过是顺水推舟的小事，要说服太祖坚持攻城到底才是最主要的。文中评价侯陟向太祖保证江南不久必克的话是“大言”，但事实证明侯陟并没有夸大其实。史家只一味纠缠侯陟的“性险诐”及对卢多逊品行的成见，而没有充分肯定卢多逊在统一事业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是很不公允的。侯陟在开宝七年十二月尚为“权判吏部流内铨”，次年二月正当宋军打到金陵城下之时，侯陟已经“权知扬州”，并且在宣化镇打了一场胜仗。扬州与金陵一江之隔，侯陟在战时调任前线，和卢多逊不会没有关系。卢多逊是要侯陟熟悉金陵的情况，以便自己能够把握战争的动向。当太祖要罢兵，卢多逊苦劝不听之时，正好侯陟来到京师，是最好不过的说客人选。至于将功补过、抵消罪责，只是顺便的事。
太平兴国三年吴越王钱俶到京师朝见太宗，带了一大笔财物上贡，希望取悦朝廷、顺利返国。卢多逊劝太宗留住钱俶，无论钱俶怎样请求归国都不奏效。正逢福建的陈洪进纳土，钱俶不得已也献上国土。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吴越已入囊中。卢多逊对时机的把握非常到位。不仅如此，在平幽蓟上卢多逊也曾语出惊人。无名氏《儒林公议》载:“卢多逊权谋之士也。太祖常患耶律氏据幽蓟，未有策以下之。多逊进说，愿权都镇州，经画攻取，俟恢复汉土则还跸于汴。闻者果之。”
赵普在建立宋朝，收复荆湖、后汉、西蜀的过程中，建言献策、运筹帷幄，其功勋确实无人能及。在赵普罢相期间，下江南、收吴越，彻底完成南方的统一，则是卢多逊居功至伟。所以，第一次卢多逊能够败赵普、入相位，不仅仅是权力斗争使然，也是太祖太宗主动做出的明确选择。
四、赵卢之争背后的政治动因: 赵普实力强于卢多逊
赵普再相，一举击溃卢多逊，根本原因在于赵普是开国元勋、皇帝故旧，恩厚宠固，实力终究强于卢多逊。
赵普是太祖在后周时的幕府旧僚，为赵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手指挥了“陈桥兵变”，在宋初平定叛乱、征伐兼并及百业建举、制度草创之中裨赞无穷、功不可量，是太祖极为倚重的股肱栋梁，在太祖朝独相10 年，在太宗朝又两度入相宋汶霏。同时，赵普与太祖及其父母的私人关系之亲密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从传诵千古的太祖太宗“雪夜访赵普”及昭宪太后临终顾命使书“金匮之盟”等事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太宗也在赵普任宰相时给以极高的礼遇，并在其死后，亲撰《赵中令公普神道碑》，给以极高的评价，“迹其景行，铭之鼎彜。昭巨范于将来，庶令名之不朽”。真宗时更是将赵普配享太祖庙庭，终两宋之世其子孙后代都不断得到恩荫。凡此种种，都是卢多逊无法比拟的。
南宋王称在其《东都事略》卷三十一《卢多逊传》之后评论说: “太祖皇帝之于赵普也，君臣相与之际深矣。多逊以其区区之私而挤之，普既去位，为多逊者亦可已矣。而猜谮之谋，复用于太宗之世，不旋踵而致败。彼岂不知太宗之深念旧勋者为如何哉? 犯五不韪而以伐人，此君子知息之将亡也。多逊之谓矣。”可以说，卢多逊实力不如赵普是后人公认的。就是在其倾陷赵普之日，有识之士对此也看得很清楚。上引窦仪不应太祖闻赵普之过的需求，之后说道: “我必不大用，而必不之朱崖。”可见他的见识。卢多逊的父亲卢亿也不看好儿子的所作所为: “少府监致仕卢亿，有高识，恶其子参知政事多逊所为，尝曰: ‘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见其败，幸也。’ (开宝六年) 十二月庚子，亿以忧卒。”正直敢言的知制诰王祜也预见了卢多逊的下场: “多逊初为学士，阴倾宰相赵普，累讽祜助己，祜不听，谓多逊曰: ‘昔唐宇文融与张说有隙，为融所谗而出，说复集贤，融遂败。’因以传示多逊，且劝释之，多逊不悦。”在卢多逊炙手可热之时，这些远见卓识无疑是超越常人的。
开宝六年八月，“甲辰，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普，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赵普同其他开国勋旧一样，出领藩镇，都加使相头衔，在名义上尚与宰相并列。《宋史·职官志》载: “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 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当时赵普的罢相制是这样的: “制曰: 代天治物，厥功已成; 仗钺临戎，所委尤重。虽弼谐而是赖，且劳逸以惟均。睠惟孟津介于河洛，素为奥壤，况乃近藩，爰命台臣俾分阃寄。昔在覇府，实为元勋。始当草昧之初，波力斯卡首赞经纶之业。千载起兴王之运，十年居调鼎之司。帷幄伸谋，股肱宣力。燮和万汇，已施济物之功; 镇抚三城，适表出藩之贵。帅坛受任，相印兼荣。永隆屏翰之权，更励始终之节。”罢相制的措辞极为委婉，表明是因为治功成、“均劳逸”才罢其重任，并且河阳三城的驻地孟州(今河南孟县南) 为奥壤(即腹地) 、近藩，是优待台臣的好地方，又着重褒扬了赵普的不世功勋。虽然都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书，但给足了赵普面子和台阶。所以说，赵普政治资本尚在，日后还有可能翻本。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赵普来朝，乞赴太祖山陵。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师”。太平兴国五年，因郊祀迁太子太保。时赵普已经剥夺实际职务，徒有虚衔，正处在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但是他身在京师，品衔尊贵，有可能接近太宗，一旦为用，即可立登台阁。也没有失去翻身的可能。
前文说过，赵普出为使相后又解职留京师，前有太祖恩替、多逊谗毁，后有高宝寅告状、多逊“益毁”，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然而经过今人的研究发现，当时对赵普威胁最大的却是太宗。淳化三年七月，赵普去世后，太宗“谓近臣曰: ‘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有不足，众人所知。”意思是说，太宗与赵普是老熟人，有过矛盾，而且是公开化的。潘汝士《丁晋公谈录》载: “洎太祖晏驾，太宗嗣位，忽有言曰: ‘若赵普在中书，朕亦不得此位。’卢多逊闻之，遂希旨密加诬谮，将不利于韩王。”宋朱弁《曲洧旧闻》曰: “世传太祖将禅位于太宗，独赵韩王密有所启。太祖以重违太后之约，不听。太宗即位，入卢多逊之言，怒甚，诏至阙而诘之。韩王曰: ‘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太宗首肯者久之。韩王由是复用。”可见，所谓“众人所知”的太宗与赵普之间的“不足”，是赵普曾经阻止过太宗即位。善于窥伺人主主意的卢多逊，也有可能是揣摩太宗的意思而不断攻击赵普的。根据蒋复璁先生《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之政争》一文的考证，太宗集团与赵普集团在太祖朝曾进行过多次较量，赵普还几次挫败了太宗争夺军权的企图，赵普的罢相也是太宗在幕后操纵的结果。文章的推断是大致可信的。
尽管如此，在蛰伏的八年时间里，依赖“元勋”资格的保护，赵普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也没有失去东山再起的可能。开国元勋、帝王故旧的身份是一顶保护伞，是赵普最大的福音。
如果说当年在立储问题上站错了队，赵普遭受重创，那么在太宗朝，饱受压制之苦的他瞅准有人告发秦王廷美的良机，迅速与太宗结成了紧密的利益集团，使得同样站错了立储队伍的卢多逊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日。赵普所借助的“法宝”就是极为神圣又颇为神秘的“金匮之盟”。“金匮之盟”的主要内容是昭宪太后要太祖传位于太宗，并在临终前召来亲信赵普，让赵普写好誓书，太祖藏之金匮，使谨密宫人掌管。“金匮之盟”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独传”、一个是“三传”铭宣海淘。“独传”即是太祖传位于太宗， “三传”则是在太祖传位太宗之后，接着传位于廷美，继而传位于太祖的儿子德昭。对于“金匮之盟”的版本及真伪问题，众说纷纭，研究成果丰富，不拟多说。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昭宪太后和太祖去世之后，能够证明“金匮之盟”是否存在以及具体内容如何，只有赵普。借助“金匮之盟”，太宗继位的合法性可以确立，赵普也可以为自己没有反对过太宗继位找到“证据”。无论是“三传”还是“独传”，首先太宗的帝位没有疑问了，赵普和太宗也重拾“旧好”了，剩下的就是赵普帮着太宗打击廷美，太宗帮着赵普打击卢多逊。卢多逊此时因为专权，相权和君权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也到了“恩衰”的阶段。而他又不识时务地交结廷美，那么在将廷美及其集团连根拔起的同时，卢多逊已然成了赵普的“阶下囚”。二者实力相差，已不啻天渊。卢多逊不束手就擒，更有何待? 而老谋深算的赵普之所以能搬出“金匮之盟”的“法宝”，昭宪太后临终前之所以有可能召赵普书盟，都是源自他独一无二的勋旧身份。
元陈世隆《北轩笔记》云: “赵普以私怨恨卢多逊，不借廷美则不中太宗之妒; 不借廷美以中太宗之妒，则中多逊不毒”，所言在理。不过廷美一案的成立，主要是因为太宗，而非赵普。赵普只是起到了帮凶的作用，没有赵普，廷美也难逃一死。只要看看在廷美之前，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和德芳相继而死就知道了。依靠廷美案的形成，赵普既重拾君臣之欢、恢复宰相之身，又轻而易举地摧毁了政敌卢多逊，一石三鸟，让人不得不佩服勋旧赵普的老谋深算。
《宋宰辅编年录》卷二载: “多逊削夺官爵，配隶崖州。制曰: ……交结藩邸，窥伺君亲; 指斥乘舆，谋危社稷。大逆不道，非所宜言。……既有司之定刑，俾外廷而集议。佥以枭夷其族，污潴其宫，用正宪章，以合经义。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其卢多逊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赠、妻子官封并宜削夺追毁，一家亲属并配隶崖州、充长流百姓。仍终身禁锢，纵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期周以上亲属，并配隶边远州郡禁锢。”从卢多逊的处分制书来看，他犯的是大逆不道的死罪，集议定刑之时，“佥以枭夷其族，污潴其宫”，即都认为应该夷族之后再毁掉他的住宅。《宋史·卢多逊传》记载: “狱具，召文武常参官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七十四人奏议曰: ‘……削夺在身官爵，准法诛斩……’”可见，当时卢多逊一败，亦是墙倒众人推，群起而攻之，都在做太宗和赵普的帮凶甚至刽子手。之所以没有处以极刑，只是因为“尚念尝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同样是在立储上站错了队，赵普因为是“元勋”，只出为使相; 卢多逊则因为曾任宰相，仅免死罪，全族远窜，永不原赦。
论才学、智谋，多逊不在赵普之下; 论功业，赵普固胜一筹，多逊也卓有建树; 论不足，二人都曾因专权而罢相，因立储而得咎。而赵普最终胜出，卢多逊彻底溃败，根本原因乃在于赵普有“元勋”身份的保护而卢多逊没有，更深一层来说即赵普是皇帝的故旧，而卢多逊不是。重温卢亿那句痛心疾首的话: ‘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见其败，幸也’，无论是卢多逊还是千载之后的读者都会明白，为什么身为宰辅的父亲，卢亿会忧愁而死，因为卢多逊的脚下踩着的是他无力踩死的“元勋”赵普。
结语
赵普和卢多逊之争，是两位权相之间旷日持久的一场较量，过程曲折、原因复杂。它是宰相集权与皇帝集权之间矛盾不断加剧、难以调和的产物;是卢多逊凭借学识才华、权谋术数、巨大功绩博得太祖太宗赏识、后来居上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宰相须用儒者”的“祖宗家法”的成型及初步实践;也是赵普利用卢多逊所没有的开国元勋和皇帝故旧的身份，借秦王廷美案、“金匮之盟”投靠太宗、赢得实力、成功反击的策略使然。二人斗争格局的此起彼伏是相权、儒术、勋旧三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归根结底，在权力角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最终的主宰力量，那就是太祖太宗所代表的皇权。
【作者简介】庞明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Abstract：Zhao Pu and Lu Duoxun were both famous and powerful prime minist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and had prolonged，arduous and bitter political struggles against each other． Their struggles had complicated political causes， covered quite a few aspects，an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Finally，Zhao won and Lu failed．There were three reasons for this result．First，conflicts could not be avoided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prime minister when they both tried to have centralized power．Second，Lu edged out Zhao and became the prime minister at first because of his outstanding knowledge，intelligence and achievement，which was the crystallization and initial practice of“prime minister must be a Confucian scholar”as the“rule inherited from the ancestors”．Third，Zhao could keep his political capital after his first failure and then seized the chance to seek the patronage from Emperor Taizong and regain the post of prime minister so that he could defeat Lu completely due to his identity as one of the former officials with meritorious services to the royal family．
Key words: Zhao Pu; Lu Duoxun; political struggle; prime minister; Confucian scholar; former officials with meritorious services to the royal family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文章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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