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读书】东方情调与西式奏法的完美交织-语文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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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纵观中国近代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冯德麟，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用封闭来捍卫显然无济于事，而全盘否定又显然过激。今人所倡导的“中西融合，以我为主”较前两者，明显更具有现实意义。“狄仁杰”是中国传统的公案传奇人物形象，在高罗佩的笔下，融入了一些西方文化元素，具有了浓厚的现代气息。狄公由此从中国走向西方，由没落走向新的辉煌。上期，我们从郭昊老师的笔下了解了历史上的狄仁杰以及作者高佩罗其人和《大唐狄公案》的影响，本期我们深入腹地去感受一下狄仁杰的侦探形象如何？
东方情调与西式奏法的完美交织
——我读《大唐狄公案》（二）
文/郭昊

（二）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形象
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把中国公案小说的章回体结构同西方侦探小说的悬疑推理模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刻画出了狄仁杰这个栩栩如生的“东方福尔摩斯”形象。高罗佩笔下的狄公，一改传统公案小说中清官正襟危坐，昼断阳、夜断阴的脸谱化形象，而是将其塑造成一个寻惊弄险的人间豪侠，一个神出鬼没的破案高手，一个才情并茂的东方美男，一个幽默干练的衙门侦探。这一崭新的人物形象与历史文献中的原型既有关联，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1.待人平等与嫉恶如仇并存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男尊女卑，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往往对女性的地位予以否定。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尤其是妓女极为鄙视，不但剥夺她们的社会地位，反而肆意践踏其人格尊严。在《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当官府有求于妓女的肉体用来破案时，态度不但没有丝毫的恳求，反而天经地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连名字都不屑一提，只用“婊子”、“妓女”来指代。后来案件水落石出，对于有功的妓女，作者也丝毫不给留情面。相反，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极力维护妓女的尊严。在《铜钟案》中，案件真相大白，对于协助破案的两个妓女，狄公家宴款待以示感谢，将官府没收的财产拿出一部分赠予她们，并为其赎身婚配，永脱风尘之苦。对妓女的充分尊重，不仅使其从精神层面上摆脱了男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卑贱身份，狼烟电视剧同时也衬托出狄公平等待人的胸怀。在《四漆屏》中，狄公更是直白的向妓女艳香阐述了自己的为官原则：
“你说我不是你们一类的人，那完全错了。我曾立誓为国家效忠，为百姓办事。我们黄帝子孙、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风之甬道。刺史夫人也好，你艳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青媚狐，都是一类的人金领驾校。”（《四漆屏》第十一章）
这种不分贵贱，待人平等的为官原则在中国古代封建官员中极为少见，更接近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西方民主观念，因而也更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
在以推理破案、惩治凶手为目标的侦探小说中，无论多么离奇繁琐的案情，无论多么奸诈狡猾的罪犯，最终都逃不出断案者的火眼金睛民歌大联唱。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法律不可能实现所有的公正，越是狡猾的罪犯就越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某些时候不得不出现一个“正义使者”，凌驾于权威之上去制裁犯罪，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在西方侦探小说中，这个神圣的使命多由侦探本人来完成。如：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在《最后一案》中与号称“犯罪界拿破仑”的莫里亚蒂教授一同葬身莱辛巴赫瀑布；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亲手将杀人狂诺顿推上断头台，以杀人者的身份完成了最后一次谢幕。中国的封建官员既是断案者优弹素，同时也是执法者不老汤。但是死刑处决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许多罪犯往往在这个关头得到上层的庇护。包公的做法是抬出三口铜铡，先斩后奏。然而狄公没有这样的特权，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放任不管，逍遥法外；要么亲自动手，为民除害。
《朝云观》中的孙天师，看似超然物外，闭门修道，实则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狄公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与之对质时，孙天师仰天大笑：
“仁杰老弟莫开玩笑了。当今圣上还以隆礼待我，几番邀我上京师讲法哩腌黄瓜先生。你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又如何能轻易扳倒我？……你的锦绣前程真愿断在我的手里吗？……我不愿看到你为了我的缘故而被摘去乌纱帽，褫夺官职，甚至屈死在牢狱之中。”（《朝云观》第十九章）
面对后台如此强大的罪犯，狄公深知自己官微言轻，与之抗衡很可能得不偿失。于是他决定以退为进，采用非常手段将凶犯绳之以法。他假意妥协，将孙天师骗至塔楼顶层的窗口，当对方放松防备后，狄公突然拔去窗户的木栏插销，用力将孙天师推出窗外，跌入山崖，使之受到应有的惩罚。此时“狄公深深吁了一口气，脸上闪露出喜悦的红晕。”小说中的这段描写，将狄公伸张正义的决心和惩治凶犯的快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2.维护公理与法本原情并存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脱胎于中国古代公案小说，同时又混合了西方侦探小说中的某些特质，他在处理案件的方式上常常表现出前后不一。讲情理还是讲法律，高罗佩处在中西不同法制观念的交锋面上，对二者的权衡和取舍是非常微妙的。一般情况下，高罗佩还是尽力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的。在《铁钉案》中，陈宝珍用铁钉谋害了亲夫，正当狄公为开棺验尸无果而面临着罢官的窘境时，善良的郭夫人深夜来访为其指点迷津。然而，案情真相大白之日也正是郭夫人过去罪恶曝光之时泗阳天气预报。原来，郭夫人的前夫是个人所不齿的淫棍赌徒，为摆脱不幸婚姻，郭夫人也曾用相同的手法杀死了自己的前夫。如此一来，使狄公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他感激郭夫人的雪中送炭，使他脱离险境；另一方面作为执法者，他又不得不维护法律的神圣。这种矛盾和苦衷体现在他与郭夫人在悬崖边上的最后一番对话：
“郭夫人，律法是神圣的，我们无论如何要维护律法的尊严，即使毁了我们自身。我知道在我最危难的时刻是你拯救我出了水火，你是我的大恩人。衔环结草正愁报恩无门，转眼我却翻脸要逮捕你。这无疑是痛苦的泰星ken，但我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徇私枉法。老天捉弄了我们，使我狄仁杰做了个负恩背义之人。我不奢望你的宽恕，我自己都不会宽恕自己。我只想为你祈祷……求得我良心的安宁。”（《铁钉案》第二十四章）
最后，郭夫人为偿良心债，“飘飘然与梅花、飞雪一起坠入那不见底的深渊。”诗意与写实融合，唯美中透着一缕悲情。这样的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虽然狄公同情她的不幸婚姻洗手六步法，欣赏她的聪明才智。可她毕竟杀死了亲夫，在法律明文中很难为她找寻一条出路。因此，郭夫人的纵身一跃，不仅展示了她优雅高洁的灵魂，同时也不失为一种最体面的收场方式。这一情节安排也从侧面反映出作者为逃避道德价值判断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仁政”。在执法方面，审判者坚持的一条最基本原则就是“法本原情”。即当法律与情理相矛盾时往往舍法取义，“法”经常排到“情”的后面。对于中国文化中的这一价值取向，高罗佩是持理解态度的。在《柳园图》一案中，蓝白替母报仇，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叶奎林。狄公一反常态，不但没有追究她的刑事责任，反而称赞她“存大义，全孝道”，并亲自做媒米歇儿·马什，将其许配给自己的属下马荣为妻。此事除了能看出狄公断案灵活，极具人情味之外，也正好契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传统：“复仇是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自然且必然的过程……在前法制社会里复仇行为不但被允许，有时还经常被赞扬。姜次郎”（陈登武《从人间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会和国家》）网开一面，成就一段好姻缘。如此温情的处理手法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了侦探作为正义化身背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3.举案齐眉与肝胆相照并存
人生在世，情之一字残王邪后。狄公的“情”不仅体现在志虑忠纯的家国之情，更体现在对下属的体贴关怀之情和互敬互爱的伴侣之情望驿台。
在《大唐狄公案》中，作者为狄公安排了三位夫人。多数情况下，高罗佩对这三位夫人总是寥寥数笔，可正是这种不着痕迹的高超写法，突出了狄仁杰有爱有恨，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一面。闲暇之时，他常常与夫人们围坐一起打牌逗趣（《御珠案》）；每逢夫人寿辰，他都会置办宴席，亲手送上礼物（《紫光寺》）；夫人回乡省亲，他亲自为她们打点行装（《铁钉案》）；当瘟疫席卷京城，他立刻将夫人们安置外地，待情况好转后通过鸿雁传书来诉说离别之情（《柳园图》）。爱是相互的，毫无保留的付出定会换来真诚贴心的回报。三位夫人对狄仁杰更是尽心尽力，甘当贤内助。狄公政务繁忙，气色不佳，夫人会温言细语的提醒他早些休息（《朝云观》）；为了彻查普慈寺僧人奸淫妇女一案巴泽特，狄公雇来两名妓女协助破案，对外假称是自己的小妾，夫人们不但没有争风吃醋，反而设身处地的予以理解（《铜钟案》）；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狄公谎称朝廷的军队就驻扎在自己的身后，为了假戏真做，夫人们帮他赶制军旗，彻夜不眠（《迷宫案》）。这种相敬如宾、恩爱和谐的夫妻关系，不仅丰富了狄公作为清官的高大形象，同时也赋予了他普通人所具有的各种情感体验。
除了与三位夫人互敬互爱的伴侣之情，狄公感受最多的还是与属下肝胆相照的体贴之情。狄公身边有四个随从，分别是老家人洪亮，绿林出身的乔泰和马荣，以察言观色、瞒天过海为长的陶甘。地位上虽有主仆之别，但狄公待他们如亲人，十分信任和倚重。作为狄公的亲随干将，他们为狄公的破案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在狄公的四位属下中，洪亮最为忠心，狄公对他也最为敬重。在《铜钟案》中，狄公等人遭到暗算，被扣在一口大钟之下，如不及时脱身，很快就会被闷死。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推开铜钟化险为夷。此时，洪亮由于身体透支，瘫软在地，狄公立刻“扶他到边沿下的罅隙处，让他好好透透气。”（《铜钟案》第二十一章）马荣喜欢处处留情，颇有怜香惜玉之心，几乎每到一处都会惹出风流韵事。以至于狄公经常提醒他“烟花柳巷只会让人得意忘形，榨干人的荷包”（《红阁子》第一章）。作为一名封建官员，狄公平等对待下人，时时表现出体贴关怀之意卡露拉，这在传统公案小说中少之又少。
四位属下的最终归宿各不相同。忠厚耿直的洪亮在《铁钉案》中与凶手当面对质被残忍杀害；赤胆忠心的乔泰在《广州案》中为保护狄公死在了胡人的雨龙剑下；侠骨柔情的马荣在《柳园图》中由狄公做媒，与侠女蓝白喜结良缘；鬼灵精怪的陶甘在《广州案》中与盲女兰莉暗生情愫，想来也会成就一段好姻缘。在这悲喜交集的结局中，狄公陆续与属下们结束了亲密的合作，同时也为自己精彩的探案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结语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文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中对涉及中西方不同文化题材的取舍与改造策略。一方面，作者以西方读者为主要受众，小说在穿插中国文化的同时，懂得尊重西方读者的文化底线，并不强制他们接受无法认同的异国文化现象。当中西文化中无法调和的因素相撞时，作者往往采取回避的策略，在小说中概不体现。另一方面，作者在照顾西方读者文化习惯的同时，也尽可能对中国读者进行反向的文化渗透，使中国题材的作品中巧妙地加入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先进理念，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中国读者，进而引发读者的思考圣门风云。
正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说：“艺术的目的在融合情感，不在设立界限。”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架起了方便中西读者通往彼此的桥梁，使双方的情感共同融合在对狄公的价值认同之上，扭转了十九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文化视野中不断被误读的“中国形象”，引领西方人走出对中国的隔膜，使中国题材的小说进一步发扬光大朱雅菲，以其独有的风韵屹立于世界侦探小说之林。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狄公案系列小说回归中国，不仅出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陈来元、胡明等人翻译的《大唐狄公案》，而且还以影视剧和连环画的形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这也印证了流传学研究中的论点：“终点并不总是终点，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影响原来的起点”，而这种“影响不是静止的、单向的，而是流动的、互动的。”这一典型的文化回溯现象成为中西文化传播史上的经典案例，高罗佩本人也因此获得“二十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100个外国人之一”的殊荣。
作者简介：郭昊，现居黑龙江齐齐哈尔，90后中学语文教师，齐齐哈尔市作家协会会员，《纸爱》电子杂志主编。从教三载，在教育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篇，发表随笔散文32篇。在数次教学大赛中先后获得校级特等奖，区级优质课奖，市级一等奖。“语文湿地”的栖息者，“青春语文”的践行者，愿跟随“君姐”一路修行。喜新知，存敬畏，信实证，崇自由。【邮箱：huifengcaotang@163.com】
作品链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219/11/25561726_61595523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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