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园地】史艳兰：云南石林景点导游作为景观的旅游建构-文学人类学
自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革命性的田野工作开创以来，人类学就开始了对景观的研究。在人类学中，传统景观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把景观作为一种客位研究的分析框架，即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人类学者把个人的观点带入研究对象，或者说从人类学者客位的角度，来看‘景’中的人；二是用来指涉居住在土地上的人与其周围文化、物质环境的关系，即透过景观来看居住在其中的人。”[1]也就是说，景观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景观是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的阳山桃花节。
云南石林的景点导游，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在旅游发展中对导游准入、导游管理的认识和变化，以及地方居民的旅游实践，呈现出人、人的景观被规范到自然景观，从而成为共同的旅游景观的实践过程。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建构的学理性梳理，在运用人类学方法对石林景点导游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人作为景观的旅游构建过程进行分析和阐释，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指出过程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基于对此实践过程的呈现，来反思过往旅游研究中对旅游影响结果的强调。

建构理论与旅游研究

作为一个概念，不论是在当下的学术研究还是大众话语中，建构都颇为流行，如“文化建构”、“族群建构”以及“符号建构”等。从词义上看，建构通常涵有“建造、制作、构成”等含义。如果对其进行学理上的溯源，建构一词的广泛使用则与建构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
建构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早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的哲学认识论中，就已经包孕了建构主义的因素。近代，意大利哲学家维科（Vico）、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成为建构主义的先驱。
在现代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想则成为当代建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源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建构主义思潮。从建构主义的历史演变来看，发展到目前其大致形成了三个流派：第一是基于个体认识论的个人建构主义，直接起源于皮亚杰（Piaget）和维果斯基（Vygotsky）的心理学。第二是科学哲学建构主义，直接起源于库恩（Kuhn）、波佩尔（Popper）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等人。第三是社会建构论，起源于英国爱丁堡学派布鲁尔（Bloor）的“强纲领”以及巴恩里(Barnes)、柯林斯(Collins)等人对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此外，后现代主义或解构主义也是建构主义的新发展[2]。
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皮亚杰被认为最先提出了建构主义一词。以其为代表的心理学研究主要以个体为施动者韵母歌，通过发生心理学的考察揭示了认识产生的建构过程[3,4]；而库恩、波佩尔和费耶阿本德等人阐发的“后实证主义”思想致力于试图弥合传统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与理解的社会科学之间的对立。这既导致了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同时也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社会建构论源于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知识社会学研究（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作为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科学社会学流派，尽管SSK有布鲁尔、柯林斯等不同的研究取向，但均反对后实证主义主流学派对科学权威地位的辩护，强调“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内容归根结底都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约定习俗、修辞以及文字记载等成为其经常引用论证的社会性侧面，此研究策略被称为“社会建构论”[5]。社会建构论主张“批判传统实证主义中的理性主义取向以及方法论中的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等，强调思维视角上的建构性、社会性、互动性和系统性与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现实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和互动不断地被建构出来的”[6]。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构是社会建构论最主要的特点。例如，社会学家波尔（Burr）认为，社会研究的目的应该从对人或社会的“本质”探寻转向去分析某一种社会现象或知识的形式是如何在人们的社会互动中实现的[7]。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中，伯格（Berger）与卢克曼（Luckmann）也指出，所有的社会现象或社会现实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创造并延续的[8]。
以上论述均可看出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实践和过程对于社会现实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社会建构论（也称建构主义）同样对已有的旅游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学者分别从旅游广告、旅游手册、旅游地形象以及旅游吸引物等视角出发[6]，呈现出一个个被建构的物的符号世界。此类研究虽然开启了对旅游事象进行建构主义研究的尝试，但忽略了建构的主体。本文以云南石林景点导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人作为景观的旅游建构过程的梳理和呈现，揭示地方政府、村民在旅游发展中的社会互动和行为实践。笔者认为，作为旅游景观建构中各种作用力主体，政府旅游发展要求的变化、地方居民在旅游实践中的应对、导游词的更迭以及导游之间的博弈等均在导游身上有重要体现，因而，导游作为景观是当地人旅游发展中的一个社会实践过程。
作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石林

石林是中国最著名的喀斯特地貌景观①，面积1100平方千米，其中，最集中部分350平方千米，核心景区12平方千米，位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是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也是中国四大自然景观之一。2001年4月，石林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2004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石林评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2007年，石林和贵州荔波、重庆武隆以“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②。在此一系列的命名中，云南石林首先成为国家行政部门认知层面上的自然景观，并在随后的操作中不断被强化。
但特殊的地缘关系，注定了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喀斯特地貌自然景观。石林景区所在区域
是国家行政建制上的民族自治县（1998年以前为路南彝族自治县，1998年后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在石林公园未开发以前，石林县五棵树村彝族撒尼人的生产、生活均与核心景区密切相关：喀斯特石林附近是成片的农田，当地人在此——如今的景区内——种植水稻、摘拾野生菌以及各种可食用的野生果蔬。当然，石林的低洼处也是重要的水源。20世纪30年代，当石林这一特殊的喀斯特景观逐渐为人所知时，作为一个封闭村落的五棵树村既是慕名前来观光的“游客”之驿站，又满足了“游客”对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好奇和想象。当时曾有国内最好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慕名游览石林后，留下了关于当地人的文字记录和图片信息[9]。此后，随着游客观光需求的增加，五棵树村民承担起科恩（Cohen）所说的探路人（pathfinder③）[10]角色。20世纪60年代，以石林彝族撒尼人为题材的电影《阿诗玛》风靡全国，“阿诗玛”作为撒尼人的象征，其勤劳、善良、勇敢，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民族品格顷刻之间家喻户晓空中超市 ，并与景区内小石林的“阿诗玛”石像遥相呼应。介于民族文化和自然景观的这种天然关系问道外传 ，从1982年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成立伊始，撒尼文化便以各种形式被纳入到政府的旅游建构中。其中最切实的表现就是人的景观的建构，即景点导游身着颜色艳丽的撒尼服饰来吸引游客，从视觉上满足游客对于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消费需求。在此过程中，景点导游对当地文化的展示、表演以及重现等，既是政府、当地人发展旅游的一种策略，也是观光场域中各种权力关系的表达。在这里，“人的景观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11]。
人的景观的建构

在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中，政府既是国家相关法规、各种旅游政策的制定者与实践者。同时，面对旅游带来的可观经济收益，政府也与当地人、企业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进行着各种形式的、不同程度的合谋。关于政府的影响以及各种权力的共谋关系，学界已多有研究[12-16]，本文不再赘述。总体来讲，政府权力主导着一个地区旅游发展的方向，石林亦然。在此主导过程中，地方政府不断调整其策略和方向，表现在具体的管理和规划中，则是在景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导游“民族身份”和“性别”角色认识的变化，这些变化从让撒尼人全面卷入旅游发展的前台，到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族群导游的涌入，以及现在多方关系的共谋，使得人的景观和自然景观一起成为石林共同的旅游产品。
（一）石林导游的“制造”
1.导游的准入
石林景点导游招聘政策的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是1982年，即在管理局成立伊始，由于国家外事接待工作需要，石林风景区第一支导游队伍——“阿诗玛导游组”成立，首次招收8名“彝族女导游”开展接待工作。由于缺乏招聘经验，《导游招聘要求》非常简单，凡具有高中文凭的彝族未婚女性均可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内容为语文、数学和政治。在第一批导游中，目前仍留在管理局工作的只有李岚（④1983-1987年从事导游接待工作）。据李介绍，“因为达到要求的人不够，最后招收政策放宽到初中毕业生，但必须是女性，彝族，身高1.6米”。也就是说，在石林景点导游发展的第一阶段，“民族身份”、“性别”成为导游招聘的主要准则。第一批导游队伍的建立不但结束了五棵树村民作为景区民间向导的历程，也预示着权力关系开始介入到石林喀斯特自然景观的旅游发展中，以统一的模式和要求来塑造石林景点导游。
第二阶段是1995-2005年。随着游客急剧增多，当地政府意识到旅游的经济潜力，开始加强对景区的管理。个体导游一度被取缔。1995年，第一位职业导游管理员王玲来到阿诗玛导游组。来自昆明高校、代表“专业”管理的王玲表述了对当时导游组的看法，“所有导游都是小学、初中毕业生，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干导游的怎么是这样——没有文化，很多导游只是带着走走，然后讲一下传说……根本牵扯不到‘导游’这个概念！”因而，王玲的出现，说明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旅游局对“导游招聘”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开始强调学历尤其是导游自身的文化素质。对民族身份、性别的限制有所放宽。王接手后对导游组进行了全面改革：“当时导游组有130多人，考核后就辞退了65人。他们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甚至不会讲，这就牵扯到对地质成因的理解和把握，还有讲解、跟客人交流等等，对这些东西的领会，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你还是理解不了贝雅诗顿 ！”
这就使得阿诗玛导游组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在旅游实践中，随着市场需求的激增，导游队伍需要不断壮大，改革却使许多学历相对较低的彝族导游被辞退；而另一方面，在人的景观的建构中，彝族导游的民族身份又成为很重要的内容，“因为他毕竟是民族⑤，举手投足之间他有些东西就会自然的流露出来，他跟客人交流的思想方式，都明显的带有一些传统，彝族的传统，我们要求汉族导游必须学会50～100句彝族话，还有必须学会吹树叶等等，但这些东西（学彝族话、吹树叶）仅仅只是表面上的，真正能体现民族文化的是他本人，你跟纯正的彝族交流和跟穿着民族服装的汉族交流是两回事”。这就说明，服装的、身份的、族群性的模仿并不能使外来导游成为文化上真正的彝族，游客与“服装导游”和“身份导游”的交流不是一回事，改革却排除了许多具有族群身份的彝族导游。面对这个矛盾，从1996年开始，管理局到昆明专科院校——云南省旅游学校等招聘导游，同时也自己培养导游⑥。因而在外来的大批汉族被吸纳到阿诗玛导游组的同时，彝族撒尼服装成了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符号性表达，并在政府的规范中，服装上的“彝族”获得了合法性，服装作为道具扩展了不同族群身份的景点导游在石林景区的文化实践。
2005年，阿诗玛导游组继续向“职业化”靠拢。管理局相继制定了《导游准入制》、《导游淘汰制》、《导游管理规定》、《导游服务工作要求》等管理条例，逐渐形成招聘、管理、培训等完善的规范体系。但是，除了掌握景区知识、具备服务技能，应聘者还要学会讲简单的彝族话、唱彝族歌、跳彝族舞等。在这里，政府既追求标准化管理，同时也注重体现景点导游所承载的撒尼文化作为人的景观在石林旅游规划与建构中所具备的价值和意义吴学文。因此西江明珠，以汉族为主的外来导游身份扮演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强化，更多的汉族导游、外地导游有机会进入景区和当地导游一起进行撒尼文化的展演。在这一被建构的过程中，貌似规范化、地方化以及对撒尼民族文化的保留性再创造是政府改革中并行不悖的准则，可以自由拿捏把握。而现实则是当地人面临着在文化展演中被淘汰的危险，因为其民族身份所赋予的文化心态赶不上主流文化所掌控、所主导的旅游发展列车，但是他们的文化又还有用。于是灵犬莱西，服装成为了景观，展演的主体性则不断被弱化，导游作为旅游景观的重要文化传递者从以“包装”为主转变为以“制造”为主。
2.导游词的创设
当旅游者来到石林，景点导游根据瞬时的感官交流开始对石林地质概况、特殊荣誉⑦等进行选择性介绍。但是，所有导游均以“欢迎您来到阿诗玛的故乡观光游览”开场，并透过服饰介绍撒尼人的社会生活及各种文化习俗。也就是说，从游客入园，还未真正接触石林喀斯特地貌自然景观，导游即在自我预设的符号选择中开始和游客进行互动，并不断调整符号“表述”，促成游客对石林公园的“想象”。
关于导游词的表述，冷静而受欢迎的汉族导游王小磊这样认为：“导游词是不断变化的，一定要听别人怎么讲，然后自己不断创新。你比如说人工草坪那里，原来导游词是说妖怪把孙悟空的师傅带走了！后来有人发现旁边石头很像孙悟空，所以现在大家都给游客介绍说孙悟空在后面追妖怪救师傅，后来我自己又在远处发现有块石头很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你又可以联系起来讲说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去救师傅。导游词是人讲的，是灵活的，就看你了，你有自己的东西，客人才会找到快乐，你永远都讲那些是不行的。”王小磊完整地呈现了导游词不断被创造、更新的过程。但在这样一个文本创造中，导游也必须遵循一些文化习俗和传说故事的基本构架。那最早期、最基本的导游词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本文认为，石林导游词主要经历了口传身授和规范化与个性化结合两个阶段的变化。
据王玲回忆：“1993年前纯粹没有导游词，导游词是一个带一个，比如说我要来当导游，就去跟老导游走两圈，他怎么讲我就怎么讲，这就使得口传、误传很多，而且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性。而且导游词的内容主要是传说和象形石的讲解，完全没有对石林的科学介绍。”在此背景下，管理局对导游词进行了系统编撰和整理，以聘请石林彝族研究学者⑧编书和使用石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关于撒尼人的文化资料为主。1999年又与昆明市旅游局合作，聘请专家对喀斯特地貌，地下溶岩、溶洞的成因等地质知识以及石林县情、县况进行增补。此后，导游讲解均按该知识体系进行操作和扩充。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地方民族文化是怎样通过政府和导游的建构呈现给游客的。而对这个建构所表现出的宽容和接纳让我们明白，在旅游发展的浪潮中，面对外来导游以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的涌入，五棵树的撒尼人更需要借助政府的文化手段来完善自身的文化表述，更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展演本民族的文化，从而应对竞争带来的紧张和冲击，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二）导游的行为符号
前文已经提及，介于撒尼文化和喀斯特地貌景观天然的地缘关系，身着撒尼服饰的景点导游成为满足游客对异域好奇与消费需求的旅游吸引物，传统社会分工观念使得性别成为早期石林导游招聘准入的另一重要条件。然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化、标准化成为比民族身份、性别差异更为重要的招聘准则，服装导游、身份导游的紧张关系悄然出现大理一中，因而，拆台、化妆等符号行为应时而现。对彝族导游而言，接受标准化，具有标准化的能力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凄厉人妻，但在接受外来文化规训的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借用本民族的文化来增强自身优势，并在此互动中不断的建构自己，从而塑造出新的“文化景观”。导游之间的行为符号以及角色表演等既是人的景观的再阐释，同时也深刻的反映了当地人对旅游认知的变化，它是当地人应对旅游发展的实践进程。
1.拆台
阿诗玛导游组工作地点位于石林散客接待中心（以下简称散客中心），那是一片开阔的区域望甜，由许多长凳围成两排U型座位，所有导游均在那里接受“挑选”。具体做法是旅游者开具聘请导游发票后，把发票交到指定导游手中，该导游即获得工作机会。在此过程中，景点导游们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选择，大家会使出浑身解数，以吸引或逃避游客的眼球。而因导游招聘中的“性别”偏向问题，男导游一直很少。因此，男导游被默许在散客中心附近区域自由招揽游客，这也促成了“拆台”现象的出现。所谓拆台，是指当某男导游在招揽游客或者带团时，其它族群的男导游使用某种策略故意使其招揽失败或者在带团“展演”中出现尴尬、窘迫的行为过程。
2008年7月22日上午，汉族导游王玉看到几位游客，于是上前搭话，交流中彝族导游也凑过去，彝族、汉族导游都在和游客交谈，结果大家都没有带到这个团。王玉安静地回到散客中心，和汉族导游们私语、抽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几分钟后，又来了一批游客，这一次，汉族导游按兵不动，彝族导游凑了上去，在他们招揽游客的过程中，汉族导游开始吆喝：“不要找阿黑哥（男导游）！找阿诗玛（女导游）！找阿诗玛！”并且迅速地从椅子上跳起来给游客引路，让游客找“阿诗玛”，游客被女导游带走了……最后，只要见到游客，大家都吆喝——“找阿诗玛！”
彝族、汉族男导游以吆喝“找阿诗玛！”这种“帮助”女导游招揽游客的形式破坏了双方的目标客源，这样一种被笔者称为“软暴力”的形式，其最初的起点可能并非源于对方有意的破坏，只是不同族群身份的人在旅游经济中按照各自的文化实践表现出的招揽策略。就以上招揽为例，汉族男导游喜欢单枪匹马，彝族导游则习惯集体行动。当彝族导游不经意的举动变成汉族男导游实现既定目标之障碍时：“你撮（cuo）客人（说服游客请自己带团的行为和过程，当地人叫“撮”）的时候，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撮着，民族（指代彝族导游）就会嗡上去，你说四五个导游嗡上去是什么概念，你说你来到石林，一个导游来撮你，刚要心动，呵…旁边四五个人一下子嗡上来，你心里会怎么想？游客肯定以为你是骗人噻，那些都是搅屎的，所以说我恨，他整着我一两回，下回我还不是会去整他，我不带了嘛他也别想带着（汉族导游：苏民）！”“拆台”也就应时而现。也就是说，男导游能接受揽客失败这一事实，但他们不能接受另一族群引致的失败抱抱俏佳人 。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效益，汉族导游明显的占了上风。与木讷、淳朴太阳泪电影，手段方法单一、主要以带路为主的彝族导游相比，汉族导游知识丰富，口齿伶俐，善于把握游客心理，每一位汉族导游都有自己带团的法宝，彝族导游的劣势被无限放大：比如普通话说不好，而且“脑子慢，争不过汉族导游”，这就使得收益锐减，更重要的还是心理上的巨大反差。在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中，其中一方任何一个无意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恶意捣乱，引致“拆台”。
而拆台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也就悄然凸显观澜版画村。一方面，政府的建构使得汉族导游大量进入阿诗玛导游组。在此之前，汉族、彝族导游都要经历规范化、标准化的训练和考核，马秋子此标准主要以旅游浪潮下的汉族文化为标尺，所以谙熟本民族文化背景的汉族导游当然能驾轻就熟；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旅游者皆为汉族，这就使得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沟通上有很大的便利。彝族导游的语言思维、对外界的把握以及曾经封闭的生活和汉族都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也接受了标准化的教育和训练，但更能适应本民族的文化，所以差异也就表现出来。在具体的旅游情境中，在面对谋生、经济收益的时候，接受标准化，具有标准化的能力成为当地撒尼人必然的选择；而在接受外来文化规训的过程中，面对主流文化的冲击，他们又不得不借用本民族文化来增强自身优势。因此，在文化展演的过程中，回归自己的文化，找到自信，并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不断的建构自己，成为当地人旅游实践中的重要途径。
2.化妆
拆台是男导游间竞争关系的符号表征，而女导游们最频繁的行为动作则是化妆。
在“被选择”的过程中，外形成为女导游们认为的游客进行选择的重要标准，而化妆则是弥补这一外形缺憾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化妆是女导游们时刻进行的一种身体表达：出团前一定要化妆、没有游客雇用以及出团后均要补妆，就连吃饭之前都要照镜子，饭后继续补妆……正如波伏娃（Beauvoir）所言，“我们之所以能做出这种姿势，是因为有一些明显的和隐藏的钳子直接夹住了我们的身体”[17]。明显的钳子是导游组的管理规定，“导游必须化妆才能上班！”隐藏的钳子则是关乎生计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没有底薪的，必须要客人请到才出得去，你才有钱，如果一天不带客人，你就相当于没有收入，没有水平……”在导游组，出团率既是收入高低的体现，也是衡量女导游漂亮与否的最佳尺度，更是能力的验证。
“大家都坐在那里，漂亮的人就有人请，而如果几天都没人请，自信心也会大受打击。”具有10年从业经历的女导游李丽芬不但是景点导游，还持有云南省导游证，因此景区游客少时她也去昆明带团。按她的经验，在昆明旅行社做导游是看能力，而在石林，“大家都坐在那里，别人首先看的是你的长相”。李是漂亮的，但在访谈中，她也含蓄地说：“我昨天、今天都没人请呢，都觉得不好意思了，现在老了，比不过年轻人了！原来还行，现在几天才能出一次……”许多女导游都认为“如果不化妆，感觉你的脸就是枯燥燥的，没有血色、没有精神面貌，客人看你的眼神都不好！”有的导游则更直接地把化妆和出团挂钩，“人靠衣装马靠鞍，你肯定要化化妆，好好的打扮，都是在那里坐着，游客来了，他觉得谁漂亮就叫着谁走了！你不化妆，人家个个化，你根本出不去…他就是看哪个漂亮了！”
出团率高，就表示你是一个漂亮的人，有能力的人娇艳江湖小说，说明你挣得多。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女导游就运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变漂亮”，而化妆、补妆就是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化妆、补妆也成为石林景点女导游近乎自觉的一种身体本能。漂亮与否确实和出团率有一定关系，特别是男游客，访谈中一些男性游客选择导游的标准确实看外貌，但如果我们放宽眼界，把男性游客放到游客这个更广阔的消费群体中来比较，就会发现游客选择导游的标准是多重的，并不仅仅是外貌这一唯一因素。
以下是在访谈中，分别和两位游客的对话：
案例一，60岁老太太
我：“您为什么会选她？”
游客：“这个……太年轻的我不喜欢！那小女孩，小毛丫头……太老的我也不要，我是女的，我也不愿意找男的！绕了那么一大圈，我瞄了一下，最后到她这里，觉得她还比较诚实可信吧！”
我：“那一路下来，您还觉得她诚实可信吗？”
游客：“行！行！行！”
我：“小女孩为什么您不喜欢呢？”
游客：“太活泼了，我们老太太跟不上，我怕她没有耐心，知道吧！所以找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她经历的也多些，经验也足一点，所以我就找个这样的！一看这丫头，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这也要找适合于自己的！”
案例二，三十多岁男士
我：“那么多的导游胜天湖 ，您为什么会选那位女孩？”
游客：“你知道吗，许多导游都浓妆艳抹，只有那个小孩给人感觉比较清新！”
这只是21份游客访谈中的两份，其他的理由还包括看人如看相，“一看面相就知道是哪一类人”；“看着比较年轻，活泼可爱”等等。可是，在女导游中，漂亮与否却成为她们判断游客请导游的最重要标准。在生计这个基点上，化妆所延伸出去已经不仅仅是出团的机会，化妆成为女导游之间竞争关系和获取社会评价的表征。出团率高的女导游就有可能被领导看重，可以参加政府的各种公务接待，结识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领导，虽然此类公务接待并不能给导游们带来物质上的好处，收益甚至比自己带团低，但却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最重要的是成为被领导看中、看好的导游。
更为重要的是，以经济收益为导向的“人的景观”的建构改变了五棵树人传统的社会分工，许多妇女成为家庭经济支柱，而男性则退到后台。经济地位的改变使传统的家庭结构、婚姻嫁娶等都发生了变化——五棵树这个撒尼村落正在悄然的发生着嬗变。
讨论和结语

石林景点导游作为旅游景观的建构过程，理论上来说，是以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地方旅游实践进行解读的一次尝试。本文从地方政府对发展旅游的认识和变化出发，阐释和分析了导游如何被建构为旅游景观的实践过程。在旅游发展初期，族群身份和性别差异是政府导游准入的关键标准，而随着旅游发展浪潮的推进，职业化、规范化与族群身份、性别差异成为导游招聘中既并行又矛盾的共同准则。因而，“拆台”、“化妆”等符号行为应时而现，成为新的文化景观。最后，在地方政府、村民、景点导游以及游客等共同的实践互动中，身着撒尼服饰的景点导游与喀斯特自然景观被“建构”为石林共同的旅游景观。
笔者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下，我们已身处于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对于石林旅游景观的建构及其过程之重要性安敏捷，只有回到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之下，才能找到更为客观的解释。社会建构论强调过程而不是结构，关注行动而不是情境，原因是对过程和行动的关注更能找到人们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在石林，旅游景观的建构既是村民发展旅游的社会实践，更是当地人在旅游发展中对社会、生活变化的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景观又成为被不断建构的对象。
而从人作为景观的建构过程对于当下研究的启示与意义来看。尤其是在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的研究中，在学者更多的关注于旅游带来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即简单的追求对旅游发展中的结果影响进行论证的背景下[18]，就本文看来，这对于解释和分析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社会中的旅游发展均有其不同程度的缺陷。石林个案既反映了国家不同阶段、各级政府对于发展旅游认知的变化，更是中国少数民族农村应对旅游发展的缩影。
注释:
①喀斯特：一种特殊的岩溶地貌，以南斯拉夫地名喀斯特的岩溶地貌而来。
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会议。
③“探路人(pathfinder)”初见于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的研究，指专门为背包游客做向导的当地人。
④按照人类学惯例，文中的人名均做了处理。
⑤这里讲的“民族”指石林彝族撒尼人。
⑥管理局从1993年开始与县民族中学合办职业高中，学生接受三年制的导游培训后到景区从事景点导游工作。
⑦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等称号。
⑧这里主要指中央民族大学黄建明等编写的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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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于《旅游学刊》2012年第7期）
作者简介

史艳兰（1983-），女，云南宜良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类学与旅游文化。
文学人类学
编辑 | 廖丛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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