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师货币“战争”：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货币最后怎么样了？-新金融评论

陈凯师
小新按
中国历史上，尽管官府很早就开始掌控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但历朝历代的币制多变、复杂、混乱，很多时候货币发行的集中统一性并不强，民间私铸货币、外来货币大行其道，官府对此试图打击而难以奏效。官定货币受到其他货币的严重冲击，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币制的复杂、混乱反过来加大了社会交易成本，进一步恶化政治经济形势???，甚至成为王朝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统上，人们早已习惯了国家对货币的垄断权力，甚至将其当成不可置疑的信条。哈耶克晚年在其最后一本经济学专著《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中颠覆了正统的货币制度观念，转而提出：“既然在一般商品、服务市场上自由竞争最有效率，那为什么不能在货币领域引入自由竞争？”哈耶克提出了一个革命性建议：“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并自由竞争，这个竞争过程将会发现最好的货币。”书籍出版后，其观点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争议从未停止过。重新回顾中国历史，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新的感悟。
本文摘自《新金融评论》第33期《中国历史上非官定货币的冲击、原因及启示》一文，作者王信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局长，孟郁聪、刘东岩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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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非官定货币的冲击及政府应对
by?王信 孟郁聪 刘东岩
（一）私铸、外来货币对官定货币的冲击
中国自古以来，货币因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王权的象征。官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但因战乱频仍、政局动荡、政府经济管理无能等原因，秦统一中国后两千多年间的很多时期，币制混乱，民间私铸、外来货币盛行。私铸者不但用其金属、设备、技术和人工，甚至自定钱币的重量、成色标准。在金属货币制下，只要非官定货币的金属重量、成色并不很差，就容易被接受而在一定范围内流通。
秦灭六国后，统一全国币制，回收、销毁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铸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铸造权集于中央政府，同时禁止其他财物作为货币，官定“秦半两”得到广泛使用。然而在秦末战乱中，项梁部下私铸大钱，“秦半两”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刘邦为了打败项羽，允许民间私铸小钱，利用铜钱减重增加收入、扩充军备。这些私铸小钱轻薄如榆荚，史称“荚钱”。
荚钱
汉朝建立后，朝廷在允许和禁止私铸之间摇摆，一些时期币制混乱、私铸猖獗的结果是“钱益多而轻”，物价飞涨。汉初，对铸币权是否应由朝廷掌握，就争论了百年之久。最初朝廷鼓励各地发展经济，听任郡国和民间自由铸币。随着商业资本崛起，新兴贵族和地方豪强实力增强，自由铸币的呼声更高。汉文帝时，盗铸钱令被取消，吴王刘濞凭借豫章郡铜山的有利条件，“召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其四铢钱流布全国；大夫邓通得赐蜀严道铜山，也自铸钱。各地私铸成风，铜钱由“秦半两”的7.8克左右减重至最小0.4克左右，且大小不一。汉景帝则实行削藩，收回铸币权。汉武帝时为远征匈奴、经略西域筹措经费，用银锡合金铸造白金币，实行通货贬值。由于未规定合金成色，含锡量可任意增减，导致“吏民盗铸者不可胜数”。当时郡国铸钱，民多盗铸，钱多轻薄。之后汉武帝改革币制，厉行高度的中央集中铸钱，公元前118年始铸的“五铢钱”轻重适中，形制先进，是之后七百多年间中国的主要货币。
五铢钱
王莽篡汉时，靠推出种种新币、铸币大幅贬值来掠夺资源，满足大额开支需要。民众拒用新币，坚持用“五铢钱”，同时私铸蜂起。
从魏晋到隋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快，经济发展缓慢，时有通胀肆虐，因此币制不稳，私铸较多。两晋朝廷基本没有正式铸钱，主要使用两汉及三国旧钱。南朝时，宋、梁两朝财政开支大，税捐沉重，私铸盛行，后代所见的宋钱、梁钱多为私铸；萧齐时出现没有外郭的“五铢钱”，时称“公式女钱”，但官方铸造少，而由民间大量私铸。北朝东魏孝静帝时，洛州刺史王曾毁佛像私铸“五铢钱”，号称“河阳钱”。《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时，河西各郡公开使用西域的金银币，多为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官府不加禁止。这一现象应不仅限于北周。
唐朝时，私铸和外国货币也时有流通。唐初由于政权稳定、经济发展，货币需求明显增大。大历元年推行青苗税、地头钱，建中年间推行两税法，须用钱币缴纳税款，官定钱币更是供不应求，导致私铸兴起。由于铜材受到控制，私铸总量不是很大。唐玄宗时，官定货币信用良好、广泛流通，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开元通宝”流通了两三百年，是“五铢钱”之后中国货币史上又一重要钱币。然而，“安史之乱”后，官定货币的地位由盛转衰，史思明在洛阳曾私铸“得一元宝”和“顺天元宝”。唐朝中后期藩镇各自为政，民间私铸重归泛滥。此外，唐代边疆地区还流通过外国货币。如近代在新疆出土大量波斯晚期银币，西突厥铸造的兼有突厥文和汉文的几种方孔钱也长期在中国境内流通。
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准许民间自由铸钱，但民间铸钱不够分量，夹杂铅铁，后被禁止。
宋朝私铸钱币时有发生，当时出现世界最早的纸币后，伪造纸币也出现了。宋朝币制较为复杂，官府认可铜钱、铁钱、纸币、白银混合流通。北宋前期政治相对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官定货币地位稳固。宋神宗时，官铸钱数量多、质量差，私铸钱开始增多。北宋末年，因财政捉襟见肘，蔡京主持推广“当十钱”，规定新铸大钱1枚可换旧小钱10枚，导致私铸泛滥、物价飞涨、商品交易停滞，北宋政治经济很快崩溃。
从南宋到明初两百多年间，朝廷在铸钱的同时推广纸币。南宋、金、元、明代都出现过因纸币滥发而引起通货膨胀，铜钱铸造成本大幅提高。结果纸币越发越多、铜钱越铸越少，民间私铸无利可图而基本停止。这一时期的纸币已采用特殊纸张、官押官印等防伪技术，民间伪造难度较大，但有关伪币的记载并不鲜见。如南宋淳熙年间，工匠蒋辉多次伪造纸币。元朝纸币刚问世，燕京等地就有人结伙伪造。元末纸币币值彻底崩溃，农民起义将领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均私铸铜钱。
明万历年后，连年战争，官府开支庞大，币制恶化，物价腾贵，私铸猖獗，甚至官府铸匠也干此营生。过去各朝铸钱，不惜工本，力求精整，以防私铸，但到了天启年，铸钱大幅减重，或降低铜的成色，加之官府铸局人员舞弊，异常轻小钱也投放市场，因而遭到抵制，据说苏州等地民众曾拒用天启钱达10个月之久。到明末，私钱名目繁多，对银的比价不断下跌。
清中后期，政治崩坏、国运日衰，清廷无力维持统一币制，外国银元、钞票竟成为中国主要流通货币。鸦片战争前，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加之利率较高，吸引外国银元持续流入。道光年间，洋钱已深入中国内地，自广东、福建到黄河以南均有流通。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埠通商，外国银元流入更甚。早期最常见的“本洋”由西班牙在墨西哥铸造，主要由广州等地外贸商人及菲律宾等地华侨带入。19世纪20年代开始铸行的墨西哥鹰洋，成色好且多年稳定，其受欢迎度超过之前的本洋，在中国各主要城市成为标准货币，早期户部银行兑换券都以鹰洋兑现。当然，鹰洋只是各种外国银元的代表，据清政府调查，1910年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11亿元。
1938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拾圆纸币
与外国银元相比，列强通过发行外国钞票能更低廉、便捷地掠夺中国财富。早在道光咸丰年间，外国钞票已在我国出现，其流通大致限于闽粤等地。19世纪70年代后，先后有二十多家外资银行借口享有“治外法权”，不经清廷批准就在华发行纸币。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麦加利、汇丰、花旗等银行用中国货币单位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其在长江流域势力很大；二是用外国货币单位发行纸钞，包括帝俄在东三省发的卢布票，日本在日俄战争时期在东北发的军用票，以及英商发行、在华南通行的港币。外资银行资本雄厚，加上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为后盾，其钞票在当地形成了垄断。外资银行中，以俄资和日资银行的影响最为恶劣。据统计，1926年我国各公私团体、私人共存华俄道胜银行纸币12.6亿卢布，由于该银行破产，顷刻间这些资产化为乌有。日本则利用发行的纸币收购中国银元，运往大连销毁，旨在动摇中国金融体系。1917年至1920年，日本人收买的现银就有3000万元之巨。整体来看，清末货币结构中，外国银元占43.3%，外国钞票占12.4%，两者合计高达55.7%。列强配合政治经济入侵，在华发行货币，形成各自势力范围，其发行的银元和钞票成为列强控制旧中国的重要工具。
上海华俄道胜银行伍圆纸币
清朝除外国银元、钞票外，中国民间银号、钱庄和当铺等发行的银钱票对官定货币也造成冲击。如由于通胀，咸丰末年官票就被清理，但民间私票仍继续流通。这些私票以钱文或银两，而不是以银元为单位。
（二）官府对非官定货币的应对及其效果
是否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中国历史上多有争论、政策摇摆不定。有时官府允许私铸，以弥补当时流通货币之不足，但更多时候，出于防止非官定货币冲击官府铸币收益，或私铸多导致通胀，官府会通过各种手段打击非官定货币，但效果不一定明显；有时因政局动荡、国力衰弱，对私铸和外来货币只好听之任之。
1．? 通过严刑峻法进行打击
相关例子比比皆是。汉景帝时，为打击盗铸颁行“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王莽时期，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因私铸而定罪者不可胜数，甚至有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刑罚不可谓不严，但私铸铜钱未能禁止。汉武帝铸造“五铢钱”当年，就有“真工大奸盗为之”；官铸“白金三品”面世之后五年，因私铸者过多，法不责众，死罪获赦免者数十万人。纸币出现后，因官定纸币容易滥发、信用难维持，官府对金属币的流通、纸币造假等打击力度普遍较大。元朝1297—1300年，杭州等地破获印造伪钞案88起，囚禁关押涉案人员274人。当时官府对伪造纸币刑罚极重。元后期伪钞案中,“凡起意者、雕板者、印钞者、抄纸者、项科号者、蒙里安藏印造者、收买颜色物料者”，一律处斩。但由于官印纸币质量下降，不同面额纸币防伪差异较小，民间挑补描改，用小钞伪做大钞，假钞难以杜绝。
宋朝规定私造交子者要被发配，伪造小钞且进入流通者处斩。但由于伪造纸钞需要一定财力和技术，伪造者多与社会上层联系密切，“一有败露，纳贿求免”。如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告发匠人蒋辉伪造会子2600余张，宰相王淮有意包庇，蒋辉等人提前得到消息试图逃跑，被抓回后又“尽行释放”。
2．官府积极收兑
唐初，朝廷多方收兑不规范、不足值的“恶钱”，对减少私铸钱币流通起到了积极作用。唐高宗时，官方按1∶5用官铸好钱收兑不足值“恶钱”，但因“恶钱”尚有相当含铜量、收兑比例过低而被藏匿。官府改按1∶2收兑，又试图用陈年粮食收兑。尽管流通的“恶钱”减少，但仍有人在江中舟筏上私铸钱。开元年间，朝廷强令收集熔化“恶钱”改铸好钱，有效打击了私铸铜钱流通，但铜钱流通减少，引起市场骚乱。
清乾隆年间为打击民间私铸，也曾实行官方收兑。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江西以1枚官铸铜钱换5枚私铸铜钱，但违法者在换到大钱后又“私行销毁，复铸小钱”；有官员徇私，将收到的小钱“复行转售，弊中生弊”。仅仅一年之后，收兑私铸铜钱就不了了之。宣统年间，清廷曾企图统一混乱的货币发行制度，如1910年规定大清银行统一发行钞票，各省商号发行的私票逐步收回，但政策未及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1935年民国政府发行法币、禁止银元流通，后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银元收兑并不彻底。法币贬值时，未收兑的银元又重新进入流通，促使法币加速贬值、信誉崩溃。
3．控制制币材料
铜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币材之一。中国铜矿较少，官府控制铜材、铜器的私藏和交易，有利于防止私铸。西汉时，贾谊强烈反对私铸，提出了“铜国有”的主张。王莽篡汉时，禁止民众携带铜、炭，以防私铸。唐代官府管制铜矿石、铜器交易，控制铜锡买卖。唐玄宗时，官府规定私人开采冶炼的铜一律由官方收购。五代后周的世宗实行黄铜国有政策，禁止民众藏铜。宋代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禁止私人采炼、占有原铜，经批准铜矿的产品须由官方全部收购。南宋时明确把铜列为官方专营。由于对铜控制较好，唐宋两代官铸铜钱数量多、成本低，私铸铜钱较少，对经济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元时期，官府通过控制印钞纸张来防伪。宋朝官府选定楮皮制造的“川纸”作为印钞专用纸，并加强管理、保证钞纸供应。元朝官府用桑穰制造印钞纸，民间很难伪造。但宋、元后期，钞纸质量均下滑；元代时甚至改用榆皮来制造印钞纸，质量很差。因此，宋、元后期伪造的纸币大量流通，加剧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4．允许实物货币流通使用
中国历史上，面对官府恶钱泛滥、私铸猖獗、通胀严重的困境，有时官府会限制金属铸币的流通，推动或认可谷帛等实物货币的广泛使用。这一方面可打击金属币私铸；另一方面，通过降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减少铸币流通数量，可抑制高通胀。西汉元帝时，因汉武帝之后日益泛滥的私铸问题，官府减少铸钱，谷帛的货币地位提高，贡禹等大臣甚至主张租税只用谷帛缴纳。王莽新朝末年（公元24年）因私铸钱太多、币制混乱，官府停止铸钱，完全用谷帛作为货币。东晋桓温执政（公元347年）后，因地方豪族私铸铜钱，朝廷允许将布帛切成不同大小来使用，大大提升了布帛的支付功能。东晋桓玄攻下建康、把持朝政后（公元402年），也允许实物货币流通，甚至主张正式废钱币用谷帛，但因大臣反对而作罢。
然而，实物货币毕竟使用不便，且民间可通过浸湿谷物、摊薄绢布来牟利，实物货币只在特殊时期暂时流通，难以持久，更无法作为主要的流通手段。除上述措施外，官府还用其他手段应对非官定货币的冲击。例如，清末朝廷通过印花税来限制民间钱庄、票号等发行的私票。
应该指出，在政局动荡、国力衰微时，币制往往较为混乱，官府无暇、无力对非官定货币进行严格限制和打击，这也是非官定货币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原载于《新金融评论》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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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纪念我国卓越的世界经济学家浦山先生，并推动我国国际金融与新金融的研究和发展，上海新金融研究院于2016年7月发起成立上海浦山新金融发展基金会，并与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战略合作，联合主办浦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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