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师贺龙元帅，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玉门体育ymty

陈凯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体育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几十年的风雨兼程，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体育强国。此时此刻，我们不由得想起贺龙元帅。他是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担任这个职务长达14年之久,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开创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1、两个湖南农民的儿子，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了历史垃圾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曾经强盛至极、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由于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西方列强所不齿的“老大帝国”。在鸦片的毒害下，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华夏子孙成为西方人所鄙夷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极为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晚清著名学者、维新志士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大声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但终其一生，他并没有见到生机勃勃、兴旺发达的少年中国。1929年，梁启超辞世之时，中国仍是满目疮痍、硝烟弥漫、战乱四起、生灵涂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华夏子孙无比耻辱的“东亚病夫”的帽子也被抛进了历史垃圾堆，并成为举世闻名的体育强国。实现这个历史巨变，有两个湖南人，两个湖南农民的儿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一是毛泽东，一是贺龙。毛泽东，从小就酷爱体育运动。在长沙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广交朋友、联络同志，经常和同学们一起畅游湘江，“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新文化运动的前后，毛泽东是长沙进步青年学生的领袖，他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之研究》。在文中，毛泽东对当时“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现象甚为担忧。他认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凡天下成大事者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做出了“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指示，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贺龙是湖南桑植洪家关人。桑植位于湘西北武陵山脉深处，县境溪河纵横、风景秀丽，汉、土家、白、苗各族人民聚族而居。洪家关贺氏是桑植文武双全的大家族。说文，洪家关贺氏，出了不少举人、秀才，红军高级将领贺锦斋和他的父亲贺星楼(晚清举人)、弟弟贺锦章都是湘西名重一时的诗人，至今还有佳作传世。说到武，洪家关贺氏更是远近闻名，出了不少武举人、武秀才。贺龙的祖父贺良仕就是武举人，“能驰驽马，挽强弓，有一身好武艺”。贺龙从小就热爱体育活动，家门口的玉泉河，是他儿时游泳嬉戏的场所；年纪稍长，他到樵子湾等地拜拳师学武。13岁那年，贺龙因家贫辍学，当起了一名走南闯北、贩运货物的“小骡子客”。他和亲友们一道，常年往返于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几省的边界地区，驮运盐巴、土产、药材，开始了他崭新而艰难的人生。少年时期的贺龙，能吃苦，不怕累，练就了一身健壮的体魄，为他以后的戎马生涯积蓄最好的本钱。
贺龙的传奇革命生涯是从两把菜刀砍桑植芭茅溪盐局开始的，当时追随贺龙刀砍盐局的二十多个青年都是贺龙的青年朋友，也都是桑植远近有名的武林高手。我从小是听着贺龙的传奇故事长大的，家乡的老人们在聊天的时候，往往会说到贺龙。他们经常满面遗憾地说：“活到这把年纪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到贺老总的麾下去当兵。也许又当不成他的兵，他的兵要身体好，要摸得夜路，跑得起步。我这个身子骨怕不行，贺老总是瞧不起我的。”贺龙一贯对士兵身体素质要求很高，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即便在战争形势极为险恶的土地革命时期，他都组织了红军球队，注意广大将士的体育锻炼。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贺龙还始终保持着钓鱼的爱好。钓鱼一可以使他在炮火连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而钓上来的鱼又可以改善士兵们的生活。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贺老总还钓鱼给任弼时同志夫人陈琮英吃，为刚生下孩子的她补充营养。
在土地革命时期，贺龙和武当山道士之间还留下一段佳话。1932年春，贺龙率领红三军进军武当山。武当山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圣地，武当派的武术更是天下闻名。当时，尽管战乱四起、民生凋敝，但武当山的香火一直绵延不绝，威震天下的武功更是流传不衰。贺龙率领的红三军进山，一路上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仅保护道教宫观，而且尊重道教的信仰和习俗，受到了武当山道士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武当山众道士还主动腾出西道院作为红军后方医院。武当山道长、全真派第十五代传人徐本善，见贺龙身材魁伟、长相威武，为海内罕见的英雄，心中十分敬佩，与贺龙结成忘年之交。贺龙也十分敬重德高望重、武艺高强的徐道长，并拜他为师。不几日，贺龙就把几套拳路练得烂熟于心。后来，贺龙率红三军撤离武当山，临走之时，赠徐道长黄金两斤，并送对联：“伟人东来气尽紫，樵歌西去云腾霄”一幅，以示纪念。红三军撤离武当山时，将500余名伤病员留在紫霄宫，得到了徐道长及众弟子们的悉心照顾。伤病员痊愈后，由武当道士分三批护送回红军部队。后来，徐道长因此事惨遭国民反动派杀害！这段友谊一直深藏在贺龙心中。解放后，贺龙非常关心武当山道士的生活政治待遇。1953年5月，贺龙以个人名义给湖北省委统战部专门发来加急电报，详细询问武当山道士和当年最后一批红军伤病员的情况，并请湖北省委统战部对武当山道士在生活和政治待予以照顾。这段因武术而结缘的佳话，至今还在武当山口碑相传。

2、120师有三好，一是仗打得好，二是戏演得好，三是体育事业开展得好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抗战初期,毛泽东就向八路军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贺龙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37年8月6日,他在《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开展体育运动,为打败日本法西斯服务”。
抗战爆发后，120师吸收了大批从国统区投奔共产党的进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活跃了部队的文体活动。1937年底，一批进步青年学生来120师工作。他们在工作之余，经常组织篮球比赛，气氛非常活跃。贺龙见了非常高兴，决定在师部成立篮球队。当时，有些同志不理解，认为现在光打仗就很忙很累，没必要成立篮球队。贺龙却认为：我们的军队政治、军事上都不落后，体育就比较差。战士们的身体不很好，这就是问题。我们的生活应该活跃一些才行……”。
1938年初，120师战斗篮球队正式成立，就取名为战斗篮球队。“战斗篮球”队成立后,进一步活跃了全师官兵的文体生活。官兵们喜欢打球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热烈。在战斗、工作间隙，总是能看到官兵们龙腾虎跃的景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有的部队连篮球都没有，就用就用烂棉花、旧布缝制一个简易的篮球。120师全师上下，从旅团到连队，经常开展篮球比赛，相互学习，相互提高。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身体素质提高了，体力增强了，战斗力明显提高了。看到这种活跃的场面，贺龙非常高兴，夸奖说：“这才像个样子。军队嘛,就要生龙活虎一般,该工作就工作,该打仗就打仗,该娱乐就娱乐。”他还鼓励战士们不仅要打篮球,还要广泛开展排球、游泳、骑马、刺杀、投弹、爬山等多项体育活动。
1939年4月23日,120师与日军精锐部队吉田大队在河间的齐会村展开激烈战斗。战斗打响前，有些缺乏经验的战士比较紧张。为鼓舞士气、镇定军心，贺龙决定就在战斗期间打一场篮球。一边是近在咫尺的战场，枪声阵阵，不时还有炮弹落下；一边是热火朝天、欢声笑语的篮球赛场。贺龙亲临赛场，不时指导战术动作、呐喊助威。广大指战员见龙如此镇定自若，也就信心百倍。齐会的战斗打了三天三夜，八路军120师大获全胜，歼敌7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战后，中央专门致电嘉勉贺龙。这场战斗的球赛,至今仍广泛流传。“战斗篮球队”的实力越来越壮大,过去120师普通干部战士由组成，逐渐充实成为参加过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队员刘卓甫、华北著名篮球高手张之槐为骨干的篮球队。贺龙还专门请来两位苏联朋友担任 “战斗篮球队”的义务教练,大大提高了“战斗队”的水平。1941年夏,贺龙对全体“战斗篮球队”宣布:“现在有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们,今天上午延安体育会名誉会长李富春同志打来电报,叫你们到延安去作表演比赛。”“战斗篮球队”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先后同沿途地方和兄弟部队的球队比赛了18场,一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取得全胜的战绩。到达延安后,他们牢记贺龙 “胜不骄,败不馁” 的叮嘱,又先后同抗大、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边区保安司令部、青年联合会、八路军总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等单位进行比赛,大获全胜。在延安的最后一场比赛,可谓盛况空前。“战斗队”迎战“延安代表队”,这支代表队实际上是延安各篮球队组成的联队,高手云集,实力自然不差。比赛开始前,球场边已坐满了人,朱德、李富春、陈云等领导同志都出席助兴。连附近的山坡都站满了群众。“战斗队”最后赢得了比赛的胜利,大家纷纷称赞说他们不愧是贺龙的“战斗队”。赛后,延安体育会邀请“战斗队”在西北茶社共进晚餐,朱德和几位军委首长出席了晚会。朱德高兴地说：“你们这次来延安,表现很好。你们是前方来的球队,不光技术好,意志好,作风也好。你们在贺师长和关政委的领导下体育活动开展很好。我们的部队就要这样。”朱德赠送给“战斗队”一面锦旗,上书8个大字:“球场健儿,沙场勇士”。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号召, 1942年9月上旬,延安举行“九一”运动会。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等单位1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23个项目的角逐。120师的“战斗篮球队”也来到延安参加这次体育运动会。运动会闭幕的第二天,在贺龙的陪同下,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战斗篮球队”队员。毛泽东认真地询问了“战斗队”的情况，贺龙作了详细介绍。毛泽东说:“你们在贺师长的领导下，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体育工作,这很好。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体育工作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工作,它的目的和做法都和过去的体育工作不同。我们的体育工作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目前，是为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克服当前经济困难服务的。你们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取得了不少经验。我们的军队是很需要体育的。”毛泽东的讲话，对120师的体育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贺龙经常到运动队视察,关心队员们的生活,询问队员们入党没有。他还狠抓各运动队的作风和科学训练。他说，作风就是战斗力,大家要练就过硬的本领,不畏强手,顽强战斗。球场就是战场,别人打你,不要怕,你打别人,不要手软,比赛中要做到“猛、勇、准、狠”才能取胜。当时人们普遍赞誉说：“120师有三好:一是仗打得好,二是生产搞得好,三是体育搞得好。”

3、在大西南，贺龙把体育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解放战争时期，战斗频繁，全军上下都忙于战事，无暇组织体育比赛，体育活动被迫搁置下来了。1949年底，贺龙率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越秦岭南下解放四川。原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刘卓甫、张之槐、王廷弼、邢亮也随贺龙南下四川。
1951年4月底，全国第一届篮排球比赛在北京举行。当时西南行政区也派了代表队，队员有高宝成、谢明昭、王渊等，队长是高宝成。在这次比赛中，西南代表队表现很不好。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和政委邓小平得到消息后，非常生气，代表队尚未回重庆，就往北京挂了电话，说西南区打成这个样子不行，回来以后要集中训练。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西南分会成立，贺龙兼任会长。为推进体育事业发展，贺龙、邓小平力排众议，决定成立西南体工队和西南军区体工队。贺龙四处搜罗人才，进一步加强体育力量。对年纪轻、技术好、有发展前途的体育人才，不管原来从事什么工作，贺龙都千方百计把他调来。一次在北京开会期间，贺龙发现华北大学有个叫孙传鼎的学员球打得不错，便亲自给当时兼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周恩来写信，把孙传鼎调到西南军区。铁道部轻二设计院火车司机马全仁、重庆大学地质系学生包德庸、云南军区陆军医院的黄韵侉、纺织工人徐秀英、会计李雪祖等人，都是在贺龙的亲自过问下调进了战斗篮球队。贺龙得知当时在贵州大学选修班读书的李考云是打篮球的高手，便亲自给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打电话，请他支援战斗队。杨勇只好忍痛割爱，让贺龙把李考云调走。为了让李考云安心训练、努力工作，贺龙还特别对军区文化部长陈斐琴交代，要把李考云的爱人一起调来。
在贺龙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组织下，西南军区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于1952年1月4日在重庆开幕，参加大会的有11个单位1177人，参观团327人，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西南及重庆各机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代表共100余人应邀观礼，工人、农民、部队和机关干部约1.5余人出席了大会。贺龙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举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会来提倡和推动人民体育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随着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随着人民物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体育活动也必然会广泛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十分重视体育的。共同纲领中也有明文规定，要提倡国民体育。在今天当我们各项工作任务很繁忙和国家财政经济还有不少困难的时候，我们提倡和推广体育运动，不惜分出一部分精力并尽可能拨出一部分经费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大会召开，这就是因为发展人民体育运动对加速我国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对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与经济力量，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离的任务。”
1952年夏天，西南军区体育工作大队的人选初具规模。并组成西南军区体育代表团，赴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体育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西南军区运动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战斗女排获冠军；战斗田径队的严昌硕获男子跳高第一名，李培华获第三名；陈源、赛蕴华、杨文漪、陈正秀获女子400米接力第一名；陈源、赵继渊、彭考廉、陈正秀获女子800米接力第一名。但贺龙对这样的成绩并不满意，他觉得西南军区除了女排突出、田径稍有优势而外，在军事体育和举重、器械（体操）以及其他球类比赛中并不具备优势。他认为有必要成立体育专业队，加强训练，提高成绩。在贺龙大力倡导下，军队、地方两支体育专业队迅速成立。成立之时，贺龙还专门做了讲话。他说：“体育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现在，不光西南的体育落后，全国的体育都很落后。我希望我国的体育很快赶上世界水平，摘掉 ‘东亚病夫’的帽子。过去当运动员的，叫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你们应该成为新一代有文化有科学知识的体育工作者。你们可以放心，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搞体育是铁饭碗。”
1952年12月5日，西南军区正式颁布了《关于开展部队体育运动能够，增强体育教育事业与建设的指示》，明确指出：“工作队的教育训练任务，以兼顾培养优秀选手与普及部队体育运动为方针。并在此基础上得以逐步提高以达到这个目的，工作队又经常以定期的轮番部队表演示范，以指导与推动群众性的体育运动。”这是西南军区成立后的第一项命令。
西南军区体工大队在鼎盛时期，人数曾经达到350人左右。大队编制为团级单位，大队长张之槐，政治委员许之奋，下设两队，一队是男女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乒乓球队；二队是田径、游泳、跳水、水球和体操等。经过广大教练员、运动员的艰苦努力，西南军区体工大队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西南区男女排球队从正式建队前的全国倒数第二和正数第四，双双跃居为1953年全国4项球类运动大会的亚军。西南区女排和战斗女排则成为全国一流劲旅，有一个时期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西南军区培养了不少出色的教练员、体育健将、体育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4、毛主席叫我干，党中央叫我干，我就干旧中国国力贫弱、民生凋敝，体育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1932年，第七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偌大一个四亿人口的中国，只派教练宋君复和大学生刘长春去参加比赛，结果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1936年，德国柏林运动会，中国运动员仅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中取得决赛权。1948年，英国伦敦奥运会，中国还是没有夺得一枚奖牌。英国的《镜报》当时曾经刊登了一副漫话讽刺中国：一个身材瘦小，穿着中国运动服装的人，举着画有5个鸭蛋的白色大旗。解放前，除了散落民间的武术而外，现代体育设施几乎是微乎其微。到1950年，中国无一所体育院校，无一所像样的体育馆所。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党中央、毛泽东对体育事业非常重视。建国之初，体育事业由团中央代管。1950年初，毛泽东为团中央创办的《新体育》杂志题写了刊名，1952年，毛泽东又做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指示。1952年7月到8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的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达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第十五届体育代表团。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奥运会结束以后，荣高棠向中央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一个与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并建议由“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由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当。”荣高棠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时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的重视。他们认为由贺龙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主持全国体育事业非常必要。他们又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毛也认为贺龙是领导新中国体育事业最合适的人选。得到毛主席的同意以后，邓小平马上就给还在重庆的贺龙打电话。邓小平告诉贺龙，说团中央建议由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并说他自己和周恩来总理也赞成由他出任这一职务。贺龙马上问：“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毫不犹豫地说“毛主席叫我干，党中央叫我干，我就干。”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上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得到一致通过。当时贺龙还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军政事务非常繁忙，但他以极大的热情开创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

5、不要搞一条“龙”，要搞五湖四海。要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有体育专长的人才调来领导体育工作。建国之初，各方面的人才非常紧缺。国家体委成立后，急需大量的人才和干部。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当时许多人都不把体育当成正式职业。为了迅速打开体育工作的局面，贺龙四面八方调集干部，千方百计网罗人才。1953年2月27日，人事部行文国家体委，给中央体委的编制是239人，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当时，中央体委机关设在未央胡同，全部人马仅有从团中央调来的十几个干部，由荣高棠、黄忠任正副秘书长。贺龙一看，说这么点人马不行，要大调干部。
贺龙首先果断地调一批部队干部和在西南军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第一个被点将的是张之槐。张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体工大队队长。他一开始有点不情愿，不想在授衔前转业。贺龙非常理解他的心情，语重心长对他说：“过去洋人叫我们‘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同张之槐一起被贺龙亲自点将的还有张联华、朱德宝等人。张联华，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政治委员，原120师“战斗”篮球队队员；朱德宝，时任东北军区空军某部军械处长，原东北干部队篮球队队员。他们三人一同调进国家体委机关，1953年分别委任为体委三个司的副司长。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体育运动会主任。同年11月，贺龙和夫人薛明携子女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离开的工作生活战斗了5年之久的重庆。此时，西南大行政区被撤销，有大量干部调进北京。与贺龙同路进京的就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和武岳林等人。在进京的路上，贺龙就打起了这些干部的主意。贺龙首先做蔡树藩的工作。蔡树藩，湖北汉阳人，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建国后曾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西南办事处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这次进京，是准备调到内务部任副部长。贺龙动员他到体委工作。蔡树藩在西南与贺龙共事多年，非常敬佩他的为人，表示很乐意在贺老总手下工作。到北京后，贺龙马上就找常务副总理邓小平，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体委副主任。王凌原是准备调往地质部，贺龙动员他到体委去当办公厅副主任。武越松曾经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也应贺龙的邀请到国家体委工作，后任北京体育馆副馆长。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本来是进京任外文出版社社长。贺龙认为体委需要几个秀才，便盛情邀请张非垢到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但自己去体委工作，还对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张彩珍于是也进了国家体委，后来还当上了国家体委副主任。这一路上，贺龙在谈笑风生中，为体委网罗了许多干部。此后，贺龙还邀请国民党起义将领，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卢汉到体委共事。趁国家各大行政区撤销之际，贺龙又想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华北和西北行政区调来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还选调了不少青年干部，充实国家体委机关。贺龙挑选干部的原则是：不要搞一条“龙”（即贺龙，任人唯亲的意思），而要搞五湖四海（即任人唯贤的意思），而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由体育专长的人才调来领导体育工作。正是在贺龙耐心细致的工作和他独特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当时许多有影响、有专长的干部都进入了体育行业，和贺龙一道开辟了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张彩珍曾深情回忆说：“建国之初，好像体育在国人心目中并不是有很高的地位。好象还有人说体委是吃球饭，贺龙说我就是中国第一个吃球饭的。当时有人说体育干部是十等干部，贺老总就说我是十等干部的头儿。”张彩珍还回忆说：“新中国体育事业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快，在建国初期就有这样高的地位，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贺老总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体育事业，他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另一方面是他本人非常热爱体育事业，熟悉体育事业，能够运用体育的多元功能服务人民。”除了从五湖四海调集干部强化组织力量而外，贺龙还积极组织了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体委机关组建起来后，需要大量的办公室和宿舍。当时，贺龙还在重庆，他就请北京市政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用房，得到了北京市长彭真的大力支持。彭真把宣武门东侧未央胡同33号的十几间平房给了体委。后来，体委机关逐渐配齐以后，未央胡同的房屋容纳不下，贺龙又请彭真想办法解决。彭真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场胡同给国家体委安排了宿舍用房。旧中国体育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体育场馆、体育设施非常落后。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后，马上就想办法筹集资金建设体育馆。他想到了曾经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城市建设，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贺龙又请来了在重庆参加修建人民会堂的张一粟。成立了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负责的北京体育馆建设筹备小组。贺龙对修建北京体育馆非常重视，不仅审看图纸，而且连馆内沙发、茶几的样式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北京体育馆占地16公顷，1954年秋开始动工，到1955年就交付使用。北京体育馆的建成，深得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在贺龙的主持下，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修建了大量的体育馆所，著名的有：重庆大田湾体育场，重庆体育馆，北京工人体育馆和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北京西郊翠微射击场、北京老山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和广州沙头体育训练基地等。这些体育馆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体育设施落后的局面。
贺龙认为，体育事业的宣传工作也非常重要，号召社会各界支持体育工作，体育界就需要有自己的一张报纸。1958年初，贺龙专门就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并要求贺龙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体育报》的报告。毛泽东应贺龙之请，为这份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体育报》题写了报头，朱德也题了词，郭沫若发表了题为《体育战线插红旗》的长诗，陆定一撰写了《祝体育报创刊》的文章，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1958年9月1日，《体育报》正式创刊，贺龙打电话表示祝贺，并明确指示：“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体育报》创刊以后，贺龙每日必读。他一般都是晚上读《体育报》，及时指导报社工作，有时甚至一天打几个电话。据《体育报》的档案资料记载，从1963年到1965年，贺龙给《体育报》的电话记录和信函，就有54件之多。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耐看可读，贺龙还要求体委领导人、各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体育报》自创刊以后，先后发表了马约翰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的《骄娇二气让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寅生的《看解放军练兵的感想》等优秀文章。徐寅生的文章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称赞其充满辩证法。实践证明，《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活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推动体育事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贺龙认为要迅速发展体育事业，就必须大力培养体育人才，办好体育院校。旧中国连正规的体育学校都没有，更遑论体育大学了，体育人才的培养多靠“自生自灭”。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后，马上着手创办中央体育学院。1953年4月23日，贺龙召见时任四川省文教委副主任的钟师统，委托他筹办中央体育学院。贺龙和钟师统共同研究了办学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校舍涉及以及学生生活等许多重大问题。贺龙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在战术、技术和体育理论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体育学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有权威的一个体育中心。”1953年11月1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体育高等院校就这样诞生了。除了创办体育高等院校而外，贺龙还指示全国各级体委大力兴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6、运动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我们要打造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发展体育事业，不仅要有好的领导机关，好的体育学校、体育设施，更要有强大的运动员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初，运动员十分稀缺，贺龙千方百计地把这些宝贵资源搜集回来。在他的积极争取下，许多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先后回到国内，投身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比如，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亚、陈福寿、方凯群、汤仙光、侯家台、梁小牧；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容国团；游泳运动员吴传玉等人，都于上世纪50年代回到大陆，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贺龙和许多著名运动运动员之间留下了长久流传的佳话。
建国之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下，用人是很看重社会关系的。国家游泳队组建时，关于涂广武能否入队的事情，体育界就很有争论。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很好，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经随他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员。贺龙知道这件事情后明确地说，他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新中国。这样的人不但应该吸收进国家对，还应该很好的培养。在贺龙的亲自关怀下，涂光武进了国家游泳队，成为一名正式队员。后来他又担任教练，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游泳游泳队员吴传玉1951年从印尼归国后，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得了100米仰泳金牌。1954年又在第十三届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获得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表现非常优秀。贺龙认为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应该参与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是新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傅其芳，是我国当时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香港击败过英国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因此名闻天下。但是在旧中国，他这样的人才依然没有出路，免不了遭受失业的痛苦。解放后，他想回国打球，但又疑虑重重。一是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无法偿还，二是他担心回到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贺龙知道傅其芳的情况后，同国家体委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决定由国家替他偿还他在香港的债务，欢迎他回来。为了不降低他的生活水平，贺龙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200多万元（旧币），这在当时比国家体委许多领导干部的工资还要高。1953年，傅其芳回到大陆。1954年，他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大学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了男子单打第三名。1958年，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探索出了一套近台快攻的办法，培养出了徐寅生、张燮林、庄则栋等世界著名运动员。上海乒乓球女子运动员孙梅英，1952年曾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军。到北京集训后，不习惯北京的气候，再加上思念上海的亲人，不安心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贺龙知道后，专门去做孙梅英的思想工作，语重心长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该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母亲，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家探亲。还是要安心在北京打球。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的母亲知道后，非常感动，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要安心在国家乒乓球队员干出一番成绩。
贺龙对国家女排运动员曹其纬的关心爱护，更是被传为千古美谈。曹其纬的祖父是1919年“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要坚决打倒的卖国贼曹汝霖。曹其伟这样的家庭政治背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想得到重用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贺龙爱才心切，坚决把曹其纬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进国家女子排球队。在一次集会上，贺龙还特地把曹其纬介绍给朱德、陈毅，说“她就是电影《女篮五号》中演‘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几天后，贺龙还专门给曹其纬写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做贡献，不要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当曹其纬接到荣高棠转过来的信时，感动得泪如泉涌。荣高棠也亲切地对曹其纬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第一次。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
贺龙非常关心爱护体育健儿，要求也非常严格。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贺龙认识到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他认为，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必须在思想、技术和作风上“三过硬”。他大胆借鉴人民解放军训练的从难、从严和从实践出发的原则，再加大训练的运动量，归纳为运动员训练“三从一大”的原则。后来。对运动员训练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出了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的“三不怕”和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过硬”的口号。贺龙经常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好玩，不是为了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知识、有头脑、全面发展的人才。国家队组建之初，贺龙就指示运动员除了有自己的专业技术而外，要读书，尤其是要读政治文化方面的书。贺龙平常非常关心运动员的政治思想表现。他和运动员接触时，不仅认真听他们的谈话，就连床头摆什么书，墙上挂的什么画都要认真看看，发现有什么不健康的地方，那怕是很微小的事情，他都提请运动员们注意。他要求运动员不吸烟，不喝酒，不过早谈情说爱，坚持晚婚晚育。他还要求运动员们向刘胡兰、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模范任务学习，为人民多做贡献。十年文革期间，尽管贺龙身陷囹圄，但是时刻不忘记关心运动员，经常念叨，某某运动员该入党了，某某运动员该结婚了。还说：“如果我能出去的话，一定要给他献花。我是答应过的啊!”关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贺龙认为：“运动员中的许多人，将来都是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骨干力量。我们的责任是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贺龙想方设法，多方取经。他把老部下余秋将军请过来，专门介绍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思想建军、整军和带兵打仗的经验。他还经常到训练场、比赛场和运动员宿舍等场所去“串门”，与运动员、教练员无拘无束地交谈，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状况。
贺龙还特别注意从训练和比赛中发现问题，一经发现就及时指出、督促其马上改正。有一次，国家男子篮球队在国内的一场比赛中，有队员表现不好。比赛一结束，贺龙就把他们找来，严肃而亲切地说：“我喜欢你们，又不喜欢你们。喜欢你们的是，这几年你们有进步，有提高；不喜欢你们的是，有些人爱搞小动作，不讲友谊。”对有的运动员在创造世界水平的成绩后，产生了骄傲不满的情绪，贺龙察觉后，及时教育他要正确对待荣誉；同时，也批评体委的负责同志，一出成绩就把他们娇惯了！
贺龙一贯主张不仅要提高教练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而且在政治思想上更要关心他们的成长。他是这样要求的，自己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荣高棠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在运动员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及时把一些条件已经成熟的同志吸收入党。比如我国著名的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同志，他不顾腰伤，九次打破世界记录，表现很好，曾多次要求入党，但是都没有引起同志们的高度重视。贺老总知道后，很严厉地批评我们，说这么优秀的运动员不能入党，说明体委领导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有保守思想。应该看到运动员为国争光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有功劳的。后来，体委同志与各运动队支部专门研究了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提高了对又红又专辨证关系的认识。”在贺龙的关心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邱钟惠、郑敏之、姜玉民、陈文彬、傅其芳、林慧卿等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迅速成长起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表彰为国家争得荣誉的优秀运动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贺龙还提名推荐他们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候选人，这无论是对提高体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还是对提高运动员的政治素质，培养他们参政议政的能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贺龙这样深入工作，体察入微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抓体育训练工作，一方面给中国体育事业留下了很好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为培养业务水平高、思想政治能过硬的体育专业队伍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贺龙明确指出，对待运动正确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业务上要求严，在文化上要培养提高，在生活上要关心照顾，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体育人才。

7、解放后的中国人民，要踏上中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一座高山下结论！登山运动，是世界上新兴的集科考运动和体育运动于一身的运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登山运动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但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贺龙的高度重视1956年，中国登山队在北京西郊八大处正式组建，共35名队员，队长史占春。中国登山队在成立之初，还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组建以后，中国登山队先后征服了中国和前苏联境内的许多高峰。但在1957年，中国登山队在攀登贡嘎山时有4名运动员不幸遇难。当时，社会上对登山运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登山运动既费钱又很危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主张撤销登山队。但是贺龙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认为登山运动除了体育上的意义而外，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登山队不仅不能取消，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贺龙的主张，得到了陈毅、蔡树藩等人的坚决支持。为了迅速推进中国的登山事业，贺龙指示国家体委设立登山处，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调到国家体委，要他主持中国登山事业。贺给交代韩复东，一定要在1960年5月之前登上全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贺龙为什么提出要在1960年5月之前攀登珠峰？这是因为195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派登山运动员到苏联学习的时候，苏联方面就提出中苏运动员共同攀登珠峰的建议。1956年，苏联方面再次提出这一建议。1957年9月，苏方向中方正式提出组建联合登山队于1957年9月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贺龙对此非常支持。国家体委遵照他的指示，1958年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报告。4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同意。4月8日，中国登山协会正式成立。贺龙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后的中国人民要踏上中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一座高山下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在当天，贺龙还立即召集有地质部、卫生部、气象局、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和军队体育负责部门参加的座谈会，提出成立一个登山协作组织，为明年中苏联合攀登珠峰进行科学考察和技术准备。 1958年7月，苏方代表吉诺夫到北京，与中方代表黄中就联合攀登珠峰交换了意见。当时立即成立由贺龙任总指挥，黄中、谭冠三、张经武为副总指挥的登山指挥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西藏军区把配合登珠峰当作一项光荣的任务，抽调一个团的兵力修筑公路，一直修到珠峰下面的绒布寺。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的活动被迫停了下来。西藏叛乱平息之后，国家体委通知苏方攀登珠峰的活动于1960年3月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日趋紧张。1959年11月底，苏方代表才来中国，说苏方攀登珠峰的队伍已经解散了，1960年3月前不能集中，联合攀登珠峰的计划要后推，至少短期不能举行。贺龙从南方视察工作刚回北京，当天就把黄中、史占春等人叫到办公室，听取他们的汇报。当贺龙听说苏方把攀登珠峰计划后推，沉吟良久后问：“如果我们单方面攀登珠峰，有没有把握？”史占春知道这句话的份量，他郑重地回答说：“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装备不行。8000米以上高度的装备，原定是苏联提供的。”贺龙站起来在办公室内踱了几步，停下来说：“装备我们买” ，“我给刘少奇副主席写个报告，请他批些外汇。”贺龙把手中烟斗往桌子磕了磕：“任何人也休想卡我们的脖子，咱们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口气。”贺龙把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总理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有必要缓一缓。贺龙首先先说服邓小平，两人又一同向周总理汇报。最后，周恩来同意了贺龙、邓小平的意见建议，决定中国登山队单方面从北坡攀登珠峰。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登山队员如果在此时登上珠峰，意义非同寻常。中国登山队出发之前，队长史占春当即向贺龙表示：“此次登山，不登上珠峰之顶，绝不回还。”1960 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集合在珠峰脚下绒布寺前的广场上，开始攀登世界最高峰。经过一番艰苦拼搏，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华、屈华银于1960年5月25日黎明4时20分成功登上珠峰之巅。贺龙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向中国登山队发去了贺电：“你们登上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这是我国人民的一大喜讯。你们为伟大的祖国争得了不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的体育事业再一次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有更多的高峰等待着你们去攀登，还有更丰富的自然财富需要你们去探索！”
当天，《人民日报》发了号外。中国登山队成功攀登珠峰，世界为之震动。这表示正处在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困难即将过去，光明就在眼前。就在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之际，印度也有一支登山队从南麓攀登，结果未能登上去。香港报纸评论说，这是没有裁判的竞赛。
1960年6月20日，北京市各界人民7万人在北京体育馆举行盛大集会，热烈祝贺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成功登山珠峰之巅。贺龙、董必武、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张治中、张鼎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庆祝大会。在庆祝大会上，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布：“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它又一次证明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无高不可攀、无坚不可摧。证明了事在认为、人定胜天的真理。”成功攀登珠峰之后，中国登山队又发起了对希夏邦马峰的冲击。希夏邦马峰，海拔8012米，地势险恶，是全球14座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后一座人类尚未征服的山峰。中国登山运动员经过1个月的拼搏，终于在1964年5月2日10时20分登上了希夏邦马峰。这是人类第一次征服希夏邦马峰。当天，贺龙以非常激动的心情向中国登山队发出贺电。电文中称：“欣闻你们登上了还从未被征服过的世界第十四高峰——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举国为之振奋。这是继1960年中国登山队征服珠穆朗玛峰之后的又一个喜讯，是我国登山队史上光辉的一页，是你们为党和祖国又一次立下了功勋。”1964年国庆节，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当一支象征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艺术造型走过来，毛泽东很高兴对身边的荣高棠说、：“啊！你们的队伍过来了，贺老总的队伍过来了！”
贺龙还主张把登山运动同科学考察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没有科学考察登山就没有生命力，登山队员要用科学成果为国家建设服务。每次攀登高峰，登山运动员都有预定的科学考察计划，要采集大量的数据和标本。成功攀登希夏邦马峰后，在贺龙的建议下，国家体委在北京举办了“攀登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展览”，贺龙一件件地参观了登山运动员带回来的生物和矿物标本。贺龙的思想，为我国登山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8、“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在贺龙的领导下，中国的体育水平有迅速的提高。当时，中国乒乓球水平上去了，羽毛球水平也成为世界强队。羽毛球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与贺龙的悉心关怀息息相关。中国羽毛球队第一批主力是印尼归国的华侨，当时著名的华侨运动员，有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等。这些运动员从海外归来，极大地充实增强了中国羽毛球队的力量。1958年，尽管当时中国还不能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中国羽毛球却提出了“打败世界冠军”的口号。印尼羽毛球水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曾经获得两届汤姆斯杯冠军。丹麦、瑞典的羽毛球的实力也非常强，居于世界前列。1963年夏，中国邀请印度尼西亚羽毛球队访华，进行友谊比赛。中国队与印尼队比赛5场，4胜1负。第二年，中国队回访印尼，与印尼队连赛五场，结果中国队6战6胜。中国羽毛球队名声大震，北欧的丹麦队和瑞典队闻之不服，要较量一番。1965年秋，中国羽毛球队应邀访问丹麦、瑞典两国。在丹麦，中国队员汤仙虎迎战丹麦名将E.科普斯，结果大败科普斯。这次中国羽毛球队出访北欧，共进行了34场比赛，全部获胜。丹麦、瑞典队很不服气，认为秋天的气候对他们不适，4月份才是状态最佳的季节，当即表示希望中国邀请他们去中国比赛。
贺龙得知中国羽毛球队连战连捷的消息，非常高兴。　1965年11月5日下午，贺龙在北京体育馆接见了从北欧凯旋归来的中国羽毛球队全体人员。贺龙说：“你们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要好好总结经验。”对这次出征北欧的胜利，贺龙总结说：“你们这次打得不错。第一条，政治挂帅，脑子里有祖国、党和毛主席。第二条，你们流了汗水，用了脑子。”当他得知丹麦队希望访华，再次比赛时，说：“好啊!我们欢迎他们来，他们来华的费用我们承担。”又对队员说：“你们赢了球，人家不服，要让他们心服才行。你们胜了，但不可轻心，不可骄傲，要先集训，而且要训练好，我看你们有人反手和腕力还不够好，要补上来。”1966年4月，丹麦羽毛球队如约来华，与中国羽毛球队再次较量。尽管他们奋力拼搏，发挥出最佳水平，但还是输给了中国队。这次，他们服了气，自叹不如。自此，中国羽毛球队被人誉为“无冕之王”。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乒乓球和羽毛球的水平提高很快，迅速成为世界强队，但中国足球、篮球和排球的水平还很低。贺龙一直高度重视足球。建国之初，贺龙尚在西南任职，就四处搜集力量，组建了西南区和西南军区两支足球队，但技术水平不高。当时贺龙要林绍洲给香港“球王”李惠堂写信，想聘请他担任西南和西南军区足球队的教练，未能如愿。1953年全国青年足球赛时，西南军区体工大队副政委陈居江发现了上海青年足球队教练谭福祯这个人才。谭福祯原籍辽宁黑山，曾在冯庸大学体育部和东北大学读书，1936年毕业后在天津北宁铁路任职，以他为中锋的北宁足球队在参加天津第一届国联赛时，击败了英、意、白俄、联邦德国等所有外国队，第一次打破外国足球队称霸中国的局面。从此，几乎每次参加国际性比赛，北宁队都能捧杯而归。解放后，谭福祯在华东第一针织厂总务科任副科长。贺龙决定调他到重庆当足球教练。而谭福祯因为每月有50元工资和一所大房子，不愿离开。得知这个情况后，贺龙说：“待遇只高不减。”谭福祯在贺龙求才若渴精神的感召下，举家到了重庆，当了西南军区战斗足球队的教练。后来，随着大区的撤销，战斗队随之解散。但是，其中一些主要队员如曾雪麟、潘培根、洪迪雄等，都到了国家队。
在贺龙的关怀下，1954年，国家体委派中国青年足球队由柯轮带队去匈牙利参观学习。当时，贺龙还在西南工作，遂委托蔡廷锴、荣高棠向领队柯轮转告他对球队的祝愿和希望。1955年春，柯轮回国汇报了匈牙利足球训练的情况，贺龙认真地听了柯轮的汇报。之后，他给驻匈牙利使馆代办郝德青专门写信，希望他加强对足球队的领导，经常督促他们学习，并对他们的困难予以帮助。贺龙的关心爱护，使足球队队员们深受感动，大家认真刻苦地学习，球技有很大提高。1955年7月17日，贺龙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波兰，参加波兰成立10周年纪念典礼。成员有张治中、朱理治、王炳南等。在波兰，贺龙先后拜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7月31日，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贺龙等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中国青年足球队以“北京足球队”的名义和华沙队对垒。8月1日，北京足球队与华沙队展开了激战。小将们得知贺龙在看台上，无不精神抖擞，双方杀得非常激烈。最后，北京队还是以二比三失利。北京队守门员张俊秀以准确的判断和敏捷、漂亮的动作，接住了许多险球，被波兰体育报和竞赛委员会评为“第一守门员”。波兰的《人民论坛》以“北京球门——‘中国之龙’”来赞誉张俊秀，并称赞说张俊秀是“攻不破的‘万里长城’”。
中国青年足球队虽然最终没战胜华沙队，但贺龙还是给予了鼓励，认为足球队进步很大，并提名张俊秀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了进一步提高足球的水平，贺龙指示国家体委聘请匈牙利、苏联教练来华执教。足球队经过强化训练，在很短的时间内，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56年，足球队访印时，战胜了印度全国冠军莫罕巴根队和印度国家队，当时莫罕巴根队刚刚横扫了东南亚队。因此，中国足球队一时令亚洲体坛刮目相看。1956年，中国足球队还在上海与来华访问的南斯拉夫足球队进行比赛。尽管中国足球队没有战胜南斯拉夫队，但是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受到了贺龙的肯定，指示足球队，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958年，北京队和“八一”队在与第十六届奥运会冠军苏联队对阵时，均打成平局。1959年，中国足球队与匈牙利国家二队对阵时，战胜了对方。继而同瑞典“尤哥登”队比赛时，又将“尤哥登”队战胜。瑞典“尤哥登” 队曾获得第六届世界足球锦标赛亚军。同年，中国队在“中、苏、匈”3国对抗赛中，获得了亚军。接着，中、朝、越、蒙4国举办了友谊赛，中国足球队获冠军。
但从1960年起，中国足球队就开始走下坡路。1961年、1962年就走得更远了，到后来竟然不敌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弱队棉兰队。贺龙非常生气，他在1963年6月26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会议上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好东西，要有自己的特点、特长，不能都学人家的，老跟在人家后面跑不行。足球队自1960年起走了下坡路，现在我们都不敢派队出去了，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了，还怎么出去？”贺龙用烟斗敲着桌子说：“这次新兴力量运动会，足球要拿不到前3名，回来就解散，重新搞！”贺龙指示黄中到足球队蹲点，帮助足球队总结经验，还向罗瑞卿打招呼，要足球队到“硬骨头六连”学习，整顿作风。当时，正值电影《小足球队》上映。贺龙指示《体育报》：“你们宣传电影《小足球队》，就应该联系我们的足球来谈。”贺龙又指示国家体委的其他领导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一次全国足球工作会议。1964年4月，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足球现状，认真分析了1960年以来足球滑坡的原因，提出了改进意见。之后，国家体委做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确定在北京等10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要求从少年抓起，以中小学为主要基地；针对中国足球队“风格软，体力不足，射门差”的问题，提出了不怕吃苦、不怕流汗、严格要求、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心的30米内硬功夫等措施。1964年6月，贺龙又责成国家体委、团中央和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在男少年中开展小足球活动的通知》。国家体委也恢复了甲、乙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同年7月11日，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说：“党组要有分工负责。分工后要按期检查，吸取经验教训。分工负责要和督促检查相结合，不检查，就等于没有人负责，党组要定出些规章制度来。”在贺龙的严厉督促下，经过全体足球运动员的不懈努力，足球水平又有了较大幅度的回升。1965年9月第二届全运会召开后，国家重新组建了以年轻运动员为主的国家足球队，在1966年印尼举办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夺得了亚军，重震亚洲足坛。篮球，当时的状况，比足球要好些。这主要是因为，篮球在中国很普及，群众基础较好；专业篮球队有一定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贺龙就在120师成立了战斗篮球队，他非常喜爱篮球，对国家篮球队的建设付出了很多心血。贺龙到西南后，高度重视篮球事业。西南区和西南军区都成立了战斗篮球队，发展势头很好，贺龙给战斗篮球队制定了“猛、稳、准、狠”的队风。新中国成立国家篮球队后，从战斗篮球队的队风得到启发，制定了“积极主动、快速、灵活、准确”的发展方向。当时国家还专门聘请了两位苏联教练来执教。中国国家篮球队发展很快，但问题也不少。1957年，苏联白俄罗斯男女篮球队访问中国，在北京与“八一”队和北京队进行了4场比赛。只有北京女篮获胜。其他3场都是在先领先的情况下再败下阵来。贺龙观看了比赛，找到了比赛先赢后输的症结：“关键问题是有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因此，首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1957年泰国篮球队访问中国。泰国篮球队员个头不高，但打得非常顽强。贺龙从泰国队的表现受到启发，产生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想法。他对教练和队员们说：“欧洲人个子普遍比我们高，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所以，要从我们的身体条件出发，一定要学会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矮个子就能打败高个子，就能把我们的篮球队锻炼成为一个强队。”
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期间，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代表团应邀来华比赛。其中保加利亚篮球队曾经获得过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的好成绩，被誉为“巴尔干雄鹰”，实力最强。贺龙看了保加利亚队与捷克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后，对中国与保加利亚队比赛能否获胜一直放心不下。当晚就和荣高棠、黄中一起把中国队教练陈文彬、张子沛叫来，一起研究明天的战法。贺龙听了陈文彬、张子沛的详细汇报后，最后总结说：“我们的战法就要搞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不要怕他们，要敢打敢拚，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贺龙还郑重地嘱托说：“一定要打好这场球，要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为毛主席争光。”第二天，中国队果然作风顽强、打法出色，最终以86：77大胜保加利亚队，轰动了北京城。对比赛成功经验，贺龙及时进行了总结。他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技术。此后，中国篮球队按照贺龙的“小个对大个的战法”，进步很快，成绩也很突出。1961年，“八一”男队在友军联赛中荣获冠军。1962年，“八一”男队又打败了来华访问的苏联红星队。苏联红星队的中锋克鲁明和阿拉卡强，均身高2.18米，为世界中锋之最，中国篮球队能打败他们很不容易。在1963年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男女篮球队双双获得冠军。在1964年法国马赛举行的中、罗、匈、法4国女子篮球赛中，中国女篮又取得冠军。一连串优异成绩的取得，使中国篮球队产生了骄娇之气。有的队员满足现状，在荣誉面前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的队员讲生活享受，吃糖还只吃巧克力。贺龙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及时进行教育，使这些不好的苗头得到及时纠正。后来，国家体委对贺龙关于篮球运动的谈话要点进行了整理，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要树立雄心壮志，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要以打败外国队为目标，要能和世界强队较量。要反复教育运动员和教练员，一定要打败外国队。要坚决反对只在国内争第一，要向世界水平看齐，要为国争光，为社会主义争光，为人民争光。国内是练兵，把基本功练好了，到国际上去比赛。国际比赛要力争胜利；二是要善于小个打大个，发扬中国篮球快速、灵活、准确的特点。要破除迷信，发挥中国人的特点。中国人个子没那么高，光凭高，总不能取胜。要根据小个子灵巧、反应快等特点找窍门打赢大个子。总跟人家学，在人家后头跑，不行；三是篮球的主要问题是投篮。要近投、中投、远投都能得分。投篮命中率百分之五十不行，要争取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罚球要力争百发百中。要12个人都能投篮，左右手都能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什么角度都能投准。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球队；四是要以攻为主，积极主动。球类运动主要是进攻，进攻就主动。排球的拦网、传球，都是为了进攻，不攻就没有主动权。篮球的远投、中投、近投，也是为了进攻得分。球类要打出风格来，进攻为主；守也要，但是进攻中的守，守也是为了攻。贺龙关于篮球运动的谈话，既有发展方向的宏观指导，又有具体战法的微观对策，对今天发展篮球竞技事业还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排球运动，是本世纪初从外国传入的。旧中国的排球事业，一直是自生自灭，发展缓慢，非常落后。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委托李达将军抓排球。李达上将是贺龙的老部下，曾出任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李达接受贺龙元帅的委托后，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戴着大草帽，顶着烈日去观摩排球比赛，很快熟悉了排球运动，也熟悉了排球运动员。在贺龙和李达的亲切关怀和国家体委的高度重视下，中国排球队扬长避短、勇于进取、敢于拼搏，创造并掌握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次球”和“勾手大力发球”等先进技术。很可惜的是，中国创造的这些先进技术自己并未重视，在1960年代被日本排球队“引进”，对日本排球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62年，日本女排摘取了世界锦标赛冠军的桂冠。1964年，又摘取了奥运会桂冠。一时间，日本女排名震天下，被誉为“东洋魔女”。
日本女排的辉煌战绩，引起了贺龙的高度重视，他决计要看看日本这些“东洋魔女”。1964年，日本女排应邀访问华，带队的是日本著名教练的大松博文。在中日女排比赛前夕，贺龙专程到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日本女排的训练。大松博文教练在训练时，给队员们的扣球，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频率之高，角度之刁，是中国女排前所未闻的。训练场面使贺龙感到非常震惊。贺龙认真看了看日本排球队员，见他们长得并不高大，方才明白日本排球队是用异乎寻常的艰苦训练弥补身高的不足。贺龙早就提出 “训练难度应该比比赛时大两倍”的要求，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与贺龙的训练思想是一致的。贺龙看了中日女排的比赛后，对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11月24日，贺龙指示李达，召集中国男女排球队观摩日本女排的训练。男女排球队员看了大松博文的训练后也无不咂舌。按照贺龙的指示，男女排都进行了座谈，讨论了日本女排的长处，如何向日本女排学习等方面的问题。座谈中，男女排运动员都一致感到，应当加大运动量。大松的训练方法，给贺龙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他当即对李达、李梦华和黄中等人说，如果大松博文同意的话，我们明年请他来华指导排球训练。李达说我国和日本还没有邦交关系。贺龙说，这事我跟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说一下。当天，贺龙就把体委的意见向周总理做了陈述。周总理听后很感兴趣，第二天亲自到体育馆观看大松主持的训练，甚为欣赏，对大松说：“你这次来中国，不能久留，欢迎您下次再来中国。”大松博文见一国总理亲自前来观看他的训练，还亲自接见他，非常感动，当即欣然表示希望明年再来中国。观看大松博文的训练后，周恩来和中国排球队进行了座谈会。周恩来说：“日本队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呢，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打骂运动员，那是法西斯的一套。但他那种严格的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是一致的。”听完周恩来的发言，贺龙说：“我们以前提出了‘三不怕’，我看还要加上‘两过硬’，就是思想、技术过硬。要把日本队严格训练的精神学习过来。”
日本排球队访问中国后，贺龙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排球工作会议，把各省市自治区体委领导和主要体育项目教练召集到上海来，把中国的排球事业及体育事业好好推动一下。12月4日，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320人。与会者一边观摩大松博文的训练，一面结合排球运动的实际，找差距、想办法。贺龙要会议主持人李梦华转达他的意见：“大松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作风不能学。我们‘快板’等优良的传统打法也不能丢。要用民族方法加上别国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特点。”这次排球工作会议，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树立了“三不怕”、“两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这次会议，对中国排球事业及各项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上海会议之后，贺龙想看看排球队员是否落实了会议精神。1965年1月20日，他到女排训练场地，观看女排的训练。看完之后，贺龙对女排训练还是很不满意，把队员召集到一起讲了话。贺龙说：“日本排球队员把比赛看成是休息，缘由是他们训练太苦太累，远远超过比赛，所以他们愿意比赛，而一到赛场，他们迸发出的勇气就一下子压住对方。你们呢，恰恰相反，训练难度小，这怎么能打垮对方呢？”贺龙又说：“我看了日本女排的训练和比赛，他们摔跤能救球，而你们摔跤就是摔跤。一定要练反应，要像打乒乓球那样反应快，像火箭。”贺龙郑重地对中国排球队的运动员们说： “你们第一目标是打败苏联，第二目标是打败日本，拿世界冠军。”
尽管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进步很大，中国“三大球”的实力还是不行，不光是不能与世界强队甚至不能与亚洲强队抗衡，这使贺龙甚为焦虑。1964年春，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贺龙稍停一下，语调铿锵地说：“‘三 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1965年11月5日，贺龙在接见中国羽毛球队时又谈到“三大球”。贺龙深情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三大球’搞不搞得起来？再搞不起来怎么办？游泳、田径、举重也要搞起来。举重3个单项要平衡。陈镜开9破世界纪录都是挺举。踢足球，两只脚要变成两只手，右脚会踢，左脚也会踢；脚内侧会踢，脚外侧也会踢。足球搞不起来不得了。篮球找张青季，排球找张之槐。第三个五年计划搞不起来，他们要受处分。解放到现在16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还要搞60年、一个世纪？我71岁了，希望死前能看到搞起来，要下点功夫搞。”
后来，荣高棠回忆说：“他为了把三大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们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如果不是此后不久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贺老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9、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是外交的先行官体育不仅是具有锻炼体质的作用，而且是促进国际友谊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贺龙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在国际联系中，体育和文化艺术贸易一样，往往是打先锋的。我们去体育活动，各方面的人都比较容易接受，左中右都好接触，有助于扩大我们的影响。”他还说：“体育是外交先行官，我们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冷战的考虑，竭力阻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际奥林匹克的正式会员，并企图利用国际体育组织制造“两个中国”，给新中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体育交往制造障碍。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四十九届委员会上，以23票赞成对21票反对，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世界奥委会成员的建议。但是就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未经全体会员国的同意，把台湾体育组织也列入奥委会成员，企图在奥委会中制造“两个中国”。1955年，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团参加了奥委会联席代表会议。会上，荣高棠坚决反对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也庄严宣布，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1958年6月至8月，中国奥委会和有关体育组织相继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联合会，并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及其他国际体育组织改正错误之前，中断同他们之间的关系。9月5日，贺龙发表重要讲话：“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增进国际友谊，都起了一定作用。几年来，我们通过体育来往结交了36个国家和5000个国际朋友……冲破了外交限制，和日本、法国、西德等国进行了体育往来。”“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们快10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了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吗？关键是我们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
1962年夏，第四届亚运会在印尼举行。东道国为主持正义，拒绝台湾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但在洛桑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执委会无理决定，不承认第四届亚运会，不定期禁止印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毫不屈服，于1963年2月13日宣布退出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倡导成立“新兴力量运动会”。苏加诺的义举，宣示了亚洲独立国家的豪迈气概，中国表示大力支持。
1963年，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贺龙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贺龙在大会上说：“新兴力量运动会高举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所以我们要大力支持。” 1963年10月初，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共14个项目代表队、238名运动员。印尼体育部长马拉迪向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中明表示，中国由贺龙元帅亲自主持参加新运会的工作，我们对此极为重视。如果贺龙能亲临新运会，将为新运会增色不少。10月26日，印尼第二首席部长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正式向贺龙发出邀请。11月10，第一届新运会在雅加达开幕。当中国选手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场时，场内10万观众欢声雷动。主席台上，苏加诺和贺龙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次新兴力量运动会，各国运动员共创造了5项世界记录，于11月22日正式闭幕。中国运动会共获得66块金牌、56块银牌和46块铜牌，打破两项世界记录。随着国力的增强、体育事业的发展、运动水平的提高，新中国不仅同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而且和法国、西德等十几个欧美国家和地区发展了体育交往。国家体委也频繁地派出体育代表团出国访问和参见竞赛。贺龙尽管军务政务非常繁忙，但是一遇到这样情况，就亲自审定名单，并对他们耳提面命。荣高棠回忆说：“贺龙同志按周总理的指示，教育我们在国际体育活动中要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多交朋友。”每有体育代表团来访，贺龙只要在北京，都亲自接见，热情介绍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情况，并诚恳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通过不断的体育交往，使世界了解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中国发生了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著名“乒乓外交”，打开了隔绝22年之久的世界大门。
10、要把体育事业搞好，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建国之初，毛主席就作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53年4月27日，贺龙参加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他指出：“我们应该把体育事业搞好，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并强调指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史上一个本质的改变。”他还非常形象地说:“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仍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的减少一些。因此，各级体委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年7月，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体育节”。借此机会，贺龙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了1个月的考察。贺龙和体育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进行了全面调查。他们参观了各类大大小小的体育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务体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体育研究院，以及农村的体育运动展览馆。此次访问苏联，给贺龙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苏联推行的“劳卫制”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访问苏联归国后，贺龙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度教育委员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的“劳卫制”，并提出了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的建议。1954年，在学校中正式实行“劳卫制”，作为推广群众性体育运动的一项措施。
1965年，第一届工人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贺龙的积极倡导下，工人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1956年底，已经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19个，基层体育协会2.51万个，会员达到178万之众。尤其是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普及面很广，开展活动非常广泛，得到了贺龙的多次表扬。中国农村人口占全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普及农村体育活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意义重大。贺龙认为体育的雄厚力量在农村。但农村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有限，开展体育活动要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农村开展体育活动主要是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开展一些农村便于开展的项目。还注意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1956年6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同志的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男女农村体育运动。经过全国体育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到1957年，全国已建立了3万多个体育协会，会员达到90多万人。在广大农村，有些地区长期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某些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明显优势。这些地区往往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居于前列，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经验。贺龙十分重视这些民间经验，要国家体委做出计划，总结提高，把他们的经验进行全面推广。武术，是中华民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枝奇葩。贺龙对民间武术非常重视，认为武术“深深植根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也没有地区、条件约束”，是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活动。他主张对民间武术进行发掘、整理、提高、推广，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1953年11月8日至12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赛大会上，贺龙对民间武术发表了精辟见解。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套路使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大力气进行发掘的。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之后，才能发掘出宝藏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情。被挖掘出来的是真宝，还是假宝，还得花大力气去淘洗、整理，剔出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恢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使它符合科学原理，使它更易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第二件要做的事情。要提高拳艺，不外有两个办法：一是在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长处。只有经过刻苦认真地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的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情。”贺龙还认为，民族体育中的封建糟粕要洗掉，这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好处，我们要的是对增强人民的体质有好处的真功夫。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方组织武术团体，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动会道门的头头也混进来了，搞起烧香拜师、磕头收徒那一套。贺龙觉察到这些不好的苗头，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明确指出：“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应该限制在一定的部门，并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来领导。”贺龙的意见，对于中国武术的发掘、整理和发展指出了明确方向。1953年后，全国大部分省市成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培养了一批武术人才。
贺龙海非常重视军队的体育事业。1959年12月，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贺龙提出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教育的问题。他说,开展群众性的军事体育和国防体育，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脱离生产和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通过各种生动的形式学习一些基本军事知识和技能，锻炼身体，树立起献身国防事业的思想，这就等于为义务兵役制创办了一所业余预科学校，而且也为服役期满的退伍青年准备了继续提高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场所。
1952年6月，在贺龙元帅的主持下，在北京建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3年中，还先后在青岛建立了航海俱乐部，在成都成立了初级滑翔站和重庆跳伞运动站，并以这几个城市为重点，分别试办了航空模型、无线电和军事野营等10项军事活动，参加学习军事技术和国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达5万人。1959年，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先后由蔡树藩、李达兼任主任。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海俱乐部、滑翔学校、射击场、航空干部训练班等一些群众性的国防体育组织迅速建立，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的国防体育运动。
贺龙认为，在国防体育中，射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便于普及的项目。他说：“国防体育首先要开展射击运动，要使每一个人都学会打枪。”贺龙亲自出任国家射击队筹备委员会主任。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在北京西郊翠微山建立了北京射击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射击场。
贺龙对军队的体育运动尤为重视，他认为体育是军事训练、思想作风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59年4月13日，贺龙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在部队中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加强体育锻炼，使每个同志能够更好地掌握现代作战技术，使每个同志都能够高度地发扬现代作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连续性和艰苦性，以便克敌制胜。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强耐劳的体魄，没有机动、敏捷的体能，没有勇敢、坚毅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而体育运动就是实现上述条件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贺龙的主持下，不仅中国的竞技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群体性的体育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对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贺龙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创了新中国体育事业欣欣向荣的局面。正如《贺龙传》所说的“ 由于他对发展体育事业有独到的见解和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杰出的组织才能，以及重视人才，任人唯贤，使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不仅洗掉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并且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贺龙，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元勋，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体育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