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师贵州的简称“黔”竟然来自于重庆的一个县？@贵州人涨姿势！-三苗网X智慧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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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的“国家化”进程
“黔”在今天是贵州省的简称，作为一个国家行政区划的简称，它是一个在历史中漂移不定的概念，即“黔”在历史上有一个漂移的过程。
“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在今天的湖南沅陵西10千米处，设黔中郡，始有“黔”声，后变化为“武陵郡”，即“黔”声湮灭。有唐时再现“黔”声，在今天的重庆市的彭水设“黔中道”……有明设贵州为省，延续“黔”声至今……
我们发现，从“楚黔”到“唐黔”，再到“明黔”，至今天的贵州省，实际上就是一个“黔”的国家化进程的表现。在“黔声四起”的今天，我们研究“黔”的“国家化”的进程，应该是发现“黔”的历史文化意义的一个重要话题。
一 、“黔”的位移
“黔”在今天属于贵州省，因为这是它的简称，或者说代称，但这个“黔”在历史上的渊源却不完全属于今天的贵州，贵州在今天只占据了古代“黔”的一部分。在行政区划上贵州可以戴上这顶“帽子”，但在使用和利用“黔”的历史文化遗产时，就不是贵州的特权了。在当今，湖南有这样的“使用”，重庆有这样的“使用”，也都是“黔”的历史文化呈现的必然，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事情。
“黔”在汉字中就是黑色之意，是一个形声字，从黑，今声，本义：黑色。引申为黎民百姓。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发也，同谓之黎民。——《说文》；以为黔首则。——《礼记·祭义》；邑中之黔。——《左传·襄公十六年》。亦引申为动词：晒黑，染黑，熏黑。乌不日黔而黑。——《庄子·天运》；或黔其庐。——清·薛福成《观巴黎油画记》。
有“黔剧”“黔黎”“黔驴技穷”“黔驴之技”“黔首”等固定词组。“黔剧”为贵州地方戏；“黔黎”为百姓，“愿黔黎其谁听,惟请死而获可。”——潘岳《西征赋》；“黔驴技穷”比喻人有限的一点本领已经用完；“黔驴之技”比喻虚有其表,本领有限，“虽长蛇之势若粗雄,而黔驴之技已尽展。”——宋·李曾伯《代襄阃回陈总领贺转官》；“黔首”指平民、百姓，“以愚黔首。”——汉·贾谊《过秦论上》。
在春秋战国时，楚国设“黔中郡”，其治所位于今天湖南省沅陵县城西10千米处的窑头村。最初的“黔中郡”应该只管辖今天湘西即毗邻的部分黔地，面积比较小。楚国的君主为何称此地为黔中，不得而知，但这是黔之始也，即开始在这些地区赋予了黔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概念。
这个称谓为“黔”的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概念，在后来有一系列的区域性的变化和位移，即它的区域不断变化，重心在不断地发生位移，并且在这样的重心变化和位移中，不断地充实着作为“黔”的外延和内涵。“黔中郡”是在战国时设立的，在后世的考古发掘中，人们认为在这里设立“黔中郡”，有战略地位和交通位置的考虑，认为作为治所的窑头三面环水，背靠大山，易于防御，是楚国与秦、巴进行军事抗衡的要塞。从交通位置来看，沅陵位于沅水、酉水两江之口，控制了楚国的经济命脉。沅陵的辰砂（为丹砂最好的一种），是制雄黄的主要原料。当时湘西山重嶂叠、多蚊虫，叮咬后易患疟疾，古人主要靠雄黄酒驱蚊虫。当时楚国只有两个铜矿，其中麻阳铜矿离沅陵不远。铜在战国十分重要，是打造兵器的命根子。酉水通产盐的清水江和产锡的云南，楚国可通过酉水开发经济。沅陵还产金，在窑头发掘出过用来秤黄金的砝码。战国的砝码目前全国只发掘出两套。
可见，此时的“黔中郡”的设立，只是楚国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边沿性区域，是我们所说的“楚黔”的开始。
秦楚战争之后，这里的“黔中郡”名称不变，但内涵变了，因为秦国将楚国的黔中郡和巫郡合并成新的“黔中郡”，郡治在原巫郡所在地（今湖南怀化市以南40公里的黔城），辖今湖南西部及毗连的川、黔区域，但不包括今天的沅陵和常德。这样的变化不但扩大了“黔中郡”的地域，而且使“黔”的重心发生了位移，因为这时候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发生了位移。这也是“黔”向北移动的开始。
西汉时期，“黔”声湮灭，因为西汉时把“黔中郡”改为“武陵郡”，不过，西汉扩大了其地盘，包括了今天的常德和沅陵。在后来的历史文化发展中，“黔”在“武陵郡”的名称下继续北移，并且地盘不断扩展。在唐代，唐复现“黔”，先以黔州为“黔中郡”，后又把“黔中郡”分为江南道和黔中道，黔中道治所为黔州（为今天的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其辖地东面包括了今湖南西面部分地区，西则包有今贵州大部。
这时候的“黔”应该称谓为“唐黔”，治所北移到了今天的重庆地域，“黔”重心的北移也到此为止。
这个称为“唐黔”的“黔中道”是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立的，领黔、辰、锦、施、巫、业、夷、播、思、费、南、溪、溱、珍、充等州。即今四川大部和贵州大部。在“黔中道”中，今天的巴蜀和黔是合体的。但是，这些所谓的州，在唐的天宝年间，人口最多的也就两万余人，少则千余人，更像是汉唐人在这些区域内的“移民地”。而这些地域内早就存在着大量的所谓“化外之民”。所以史家一般都会说，终唐一世，四川、贵州一带始终不是中原王朝控制的核心区域，多为古代的少数民族统治，唐在此地使用羁縻制度，设置羁縻州，加上少数民族时反时降，所以唐对这一区域的统治始终不明确。也就是说，“唐黔”也只是给予了这个地域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念，但是实际上的内涵并不是非常确切的。
在明代，明朝为了剿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势力，“开辟”了今天的贵州，使“黔”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再次南移。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这是“明黔”的开始，“黔”的中心位移至贵阳，它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唐黔”的“黔”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明末，贵州布政司领贵州宣慰司及贵阳、安顺、平越3军民府并都匀、黎平、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7府。但这时候还不是今天完整的“黔”的概念。
清代前期，贵州的行政建置有较大的变化。雍正五年（1727年），将四川所属遵义府及其所属各县改隶贵州，同时，将毕节以北的永宁全境划归四川，将广西红水河、南盘江以北之地置永丰州，与广西的荔波，湖广的平溪、天柱一并划归贵州管辖。至此，贵州的疆域基本形成。清末，贵州建置设有12府、2直隶厅、13州、13厅、43县。这样的行政区划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都有些调整，但基本格局未变。
从“楚黔”到“唐黔”，再到“明黔”，历史文化的重心不断位移，到了“明黔”才基本确定了“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黔”的区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明黔”后，“黔”的区域称为“贵州”，但是，贵州一称也不是“黔”的固有“发明”，而是“矩（ju）州”之化而来。在宋朝时，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所以，宋朝在敕书中有：“唯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而“贵州”是“矩州”的错别字（也有“尊称”之说，这里取“错别字”一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明黔”的出现，此“矩州”之误也就罢了，但是，“明黔”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恰巧选在“矩州”之地的“贵阳”，所以，朝廷“错”的也是“对”的，始有“贵州”。其实，“贵州”之名早在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在今天的广西地就被“使用”了。
唐武德四年（公元612年）置南尹州，治龙山（今广西贵港市地）、领龙山、郁林、怀泽、义山、潮水等县，属岭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改南尹州为贵州（贵港市北山古名宜贵山，故名），州治郁林县（今贵港市城区）。天宝九年（公元742年）改贵州为怀泽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名贵州，领郁林、怀泽、义山、潮水4县。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17年至971年）贵州领郁平（原郁林）、怀泽、义山、潮水四县。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怀泽、义山、潮水、郁平并称郁林县。元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存州裁县。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贵州为贵县，属浔州府。
在“黔”的位移论述中，我使用了“楚黔”“唐黔”“明黔”的概念，是希望在“黔声四起”的今天，人们在论述中不要僭越和混淆“黔”的基本意义，以及少一些妄论。
二、“黔”的“国家化”进程
“黔”的位移可能在学术上展示多重意义，但“黔”的位移我以为最为重要的意义，应该是其国家化的过程，即我以为这个位移的过程就是一个“黔”的国家化过程。
国家存在已久，但研究国家是现代的事情。
在现代国家的研究中，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在这个定义中，一个国家没有具体的边界；国家也指那些享有共同领土和政府的人民，如世界上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地理范畴，国家是指被人民、文化、语言、地理区别出来的领土；被政治自治权区别出来的一块领地；一个领地或者邦国的人民；跟特定的人有关联的地区。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一般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一种拥有治理一个社会的权利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等等。
在国家的概念中，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话题来讨论，但国家永远是一个发展和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都要生活其中的实际存在。
国家化在国家理论中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东西，但在国家的形成和演化中，又是一个实际存在的过程，尤其是在国家的边缘地区，国家化就是一个常态的表现。“黔”在楚国出现时，就是一个国家边缘地区实现国家化的符号，这个符号在这一地区一直发生它的作用，一直到“明黔”的出现。
在中国，历代的所谓“拓土开疆”，实际上就是国家寻找新的发展生存之地的努力，如果这种“拓土开疆”遭遇了异文化存在，针对这种存在，其国家化的过程就出现了。“黔”的出现，既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称，也是一个国家化过程的符号。国家往往会先赋予一个待国家化的区域一个称呼，然后再设置各种性质的区域性行政机关，“经制”也好，“羁縻”也好，然后是移民，军事移民、民间移民均可，类似于今天的“开发”。
“黔”的“楚黔”“唐黔”“明黔”的出现，也就是一个“黔”国家化不同阶段。在“楚黔”时，今天的贵州东部地区和四川、重庆南部地区被纳入了楚国的国家视野，随着楚汉“黔中郡”的建立，楚国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力开始直接影响这些地区，国家性质的“黔化”开始，并且强有力地影响该地区的一切。在“楚黔”时期，基本上完成了今天贵州东部地区和四川、重庆南部地区的“黔化”，即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拥有了“黔”的符号性。
在“唐黔”时期，之前虽然有过“武陵郡”的符号更迭，但“黔”的国家符号重现后，这个“黔”的区域已经大大扩展，不但包含了“楚黔”时期的区域，而且还扩展到今天的广西北部一带。虽然这个“唐黔”的国家符号在一定程度上虚名居多，但在概念上已经完成“黔”的国家经略。
在“明黔”时期，明朝30万大军的进入，“黔”的国家化才在行政区划上有了实际的意义，才在“黔”的符号上建立了实际上的国家政权，完成了行政和司法权的意义。“明黔”的国家化实际上要化分为两个时期，一为明代的“明黔”，二为清代的“明黔”，这两者的国家化目的是不一样的，明代的“明黔”更像一个通往云南的“国家通道”的国家化，目的不是一个国家下一级区域的建立，而是一个中间状态的区域。清代的“明黔”才完成了一个国家省级区域性的建设，使“明黔”真正实现了其国家化，才完整地确立了“黔”的国家符号意义。
在清代“明黔”完成时，这个“黔”的区域大于“楚黔”，小于“唐黔”。不过，“楚黔”的文化辐射力，仍然强烈地影响今天的“黔”，“唐黔”的文化辐射力，也强烈地影响今天的“黔”，还有来源于广西和云南的影响，以及在黔地的各个少数民族文化的顽强传承，使清代“明黔”至今仍然没有完成“黔”的文化整合，我们至今看不到“黔文化”的标志性存在。也就是说，清代“明黔”只完成了国家行政区域性质的国家化，而黔地区域性的文化建设没有完成。有人说贵州是一种“千岛文化”的存在，我以为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三、“黔”对民族区域的搅动和现代性
“黔”对民族区域的搅动和现代性实际上是两个话题，前一个话题相关于黔地民族和族群分布和形成，后一个话题相关于“黔”这样的话语在现代语境下的意义。
在前一个话题中，涉及了黔地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和族群。在“黔”的这个国家符号下，有今天称为苗、瑶、布依、侗、水、彝、土家、仡佬……而这些民族和族群的存在，我以为直接与“黔”的国家化过程关联，可以说这些民族和族群是在几千年的“黔”的国家化过程中产生的。
苗人直接受“黔”的国家化影响的事例是“武陵蛮”的称呼出现，也就是说，蚩尤后裔与炎黄后裔的文化对抗，在楚国时，变化为一个“黔”的国家符号，所以，“黔”的国家化最早影响和搅动的是苗和瑶的族群。这些历史虽然有一定记载，但多数细节不了了之，但今天湘地的苗族是失去了神器芦笙的，今天的武陵地区苗族并不多，却是事实。
在清代以前，我相信今天黔东南地区的苗族群体和文化是一个样子，而在清代开“新疆六厅”之后，我也相信今天黔东南地区的苗族群体和文化与以前不完全相同了。而这样的变化与“黔”的国家化直接相关。
今天的侗族是在公元9世纪时形成的，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和民间口头传承的文化表明，侗人是在与南唐军队的战争中取得自己今天的生存地域，以及完成了自己族群文化的整合和重构，使自己的群体从百越族群中“成长”为今天的侗族。这实际上是“唐黔”时期的“黔”国家化给予这个民族群体的影响所致。
对于彝族的“黔”国家化影响主要是在“明黔”时期发生的，明代的彝族人奢香时代的“龙场九驿”，以及清代的“奢安事件”就是这些影响的明证。今天贵州的彝族人，就是在“龙场九驿”和“奢安事件”之后的彝族人，而不是之前的彝族人。
在楚汉时期，贵州的濮人有“十万濮人北上”的记载，也直接影响了今天仡佬族人的存在和分布。
水族先民的北上，也应该是在“黔”国家化的影响下形成的。
布依族人先民受到来自中原国家化影响可能比较早，但“黔”的国家化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基本分布。布依族人在古代一直是一个由南向北迁徙发展的族群，但它最终受阻于今天的黔北地区，在我们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中，今天贵州的布依族人群体，很少有到达黔北腹地的。
土家族人分布和文化，我以为主要受“唐黔”时代的“黔”国家化的影响，或者说，今天土家族人分布在梵净山周边一带地区，应该是“唐黔”时代的“黔”国家化造成的，即“唐黔”时代的“黔”国家化促成了土家族先民的南下。
我这里所说的均是今天贵州地域中的民族和族群，而没有涉及今天贵州周边地区民族和族群，但我以为，这样的关于“黔”的国家化对于这些地区的民族和族群的搅动是普遍存在的。并且，这样的搅动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
可以说，“黔”的国家符号的历史存在，决定了此地域内民族、族群的分布和性质，也可以说“黔”的国家化过程，也是此地域内民族、族群的分布和性质形成的过程。故而，说“黔”的国家化过程搅动民族和族群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黔”文化在民族文化上的基础意义，即我们在“黔”地研究民族和文化，一定离不开这样的要素。
关于“黔”文化的现代性，应该是一个带有巨大功利性的话题，促成它的动因是现代发展的需求，以及对于文化符号的发展潜力的认知。在今天，“黔声四起”只是一个表象，它背后最为直接的“借口”就是民族和区域性文化的旅游开发。自然景观的存在是先天的，但是，没有文化想象的自然景观永远是苍白的，不耐咀嚼的，而民族和区域性文化的存在，正好是这些文化想象最好的“原料”。这方面我不想论述得太多，因为于此“说道”的人很多，我只想说，在表述关于“黔”文化的现代性的时候，不要为想象而想象，毕竟“黔”文化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而不是人们可以随意想象和建构的事物。
关于作者
吴秋林，男，汉族，1955年9月17日生，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寓言研究会会副会长、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声明
文章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三苗网任何看法或立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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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黔州文化
本期编辑：九妹—小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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