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师资中筠：说真话固然可贵，但两类人有时说假话也可贵！-日知新

陈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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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真话这么难？
人民日报微博说今后要“努力说真话”，引起热议。
《中国新闻周刊》600期策划也提到，一直在“努力说真话”。
我特别欣赏的是“努力”二字。
如果哪家媒体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一贯说真话，今后也将保证只说真话，不说假话”。
那么，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人对它以后所说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已存在的事实，以及今后可以预期的现实条件。
所以，承认需要“努力”，就是面对现实，至少这话是真诚的，进而决心为此而努力，那就更值得赞许。

那么，为什么说真话这么难？
首先，这里指的是对当代社会，乃至后世都会有影响的公众话语。
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一辈子百分之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恐怕很少。
即使在家人、亲人之间，有时也难免有所隐瞒。
有的是善意的谎言，有的却有损道德。
有人“实诚”，有人“狡猾”，私德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媒体是“公器”，话是说给广大公众听的，所以称作“舆论”，会产生一定的力量；
而且，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对后世也有影响，其真、假的分量自然非同小可，所负的责任也无法和私人交往关系相提并论。

为什么要说假话?对谁说假话？首先是对敌人。
“兵不厌诈”，古今中外皆然。
现在充斥电视屏幕的谍战剧，里面的英雄人物都活在自己和他所属的组织的信仰中。
他欺骗的是心目中的敌人，自信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心安理得。
还有一种情况是外交，虽然打交道的对方不一定是敌人，但是，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今天是友，明天就可能是敌，“防人之心不可无”。
有一个不知何人发明的对外交官的经典定义：“一个诚实的人被派到外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说谎。”
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之间还是有基本的信誉规则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靠谎言支撑。
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发达的今天，说假话越来越难，必须限制在非不得已的范围。
而且，要拿捏分寸和策略，不能“瞪着大眼说瞎话，否则非但不能维护国家体面，反为天下笑。

写史者的标杆
那么，对本国的公众呢？为什么不能说真话？
先说历史。
大概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有这样悠久的史学传统，而且给历史赋予这样重大的责任。
同时，也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写真实的历史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甚至生命。
于是，有齐太史这样的名垂千古的、一家三兄弟以身殉史的“史学烈士”，最简单的“秉笔直书”成为英雄事迹。
世上只有以身殉职、殉道、殉国之说，而殉史的，似乎只有中国有，这也可算“中国特色”。

为什么如实记录史实那么难？
因为是“官史”。
中国的传统文史不分，顾准称中国的文化就是“史官文化”。
史官不是民间独立人士，而是有官职的，被写的对象是掌握生杀之权的权贵，于是写真话就成为与权力的抗争。
史官手无寸铁，双方天生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其胜负结果可想而知。
对中华民族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有血性，认死理，把说真话看得重于生命，前赴后继，为了一个字，牺牲了三兄弟，最后对立面崔认输了，他的行为还是以“弑君”载入历史。
平心而论，那崔也不算太坏，他到一定程度就罢手了，知所止就是知耻，说明还有所畏惧。
还有一位名人就是晋国的董狐，他运气比较好，被他笔伐的那位赵盾，叹口气，认了。
“董狐笔”从此成为写真话的象征。

先秦时代的政治文化还没有认可绝对集权，在位者不敢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到后世，刀把子在握，杀到你屈服为止，诛九族不在话下，三兄弟算什么？
更重要的是，齐太史、晋董狐为后世写史者留下一根标杆：要说真话，即使不能完全做到，也要“努力”去做。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传统的规矩，皇帝不能看史官对他起居言行的记录，有点回避制的味道。
直到唐太宗坚持要看，把这个规矩给破坏了。
今天回顾历史，古人能发明这样一条规定，居然在专制皇朝还能实行这么长的时间，我不由得对老祖宗肃然起敬。
后来，这一传统逐渐式微，史官笔下“报喜不报忧”，自觉地对君主隐恶扬善多起来。
不过，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心目中有一个榜样，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对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编乱造。
另外，除了官史之外，还有许多野史、私家编撰的见闻录。
例如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序言说：“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因为官史受当时的政治斗争影响，有私心、有党争，只有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实录是可靠的。
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不过，在明清以降大兴文字狱之前，这种民间野史的刻写、流传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而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写前朝历史，可以客观一些。
其所依据的史料也包括广为搜罗的野史，甚至民间传说，所以，为我们留下的二十四史，还有相对可信度。
中国古代的史学有努力写“信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常说要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假消息贻害无穷
以上说的都是治史，似乎与媒体无关。
事实上所谓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
齐太史、晋董狐写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当事人就在眼前，按今天的标准应该算作新闻，只不过古代没有大众传媒之说，朝堂之事，黔首黎民不得与闻，记录下来，是留给后人看的，记者与史官合二为一。
而且，古人赋予历史的意义不仅是记下所发生的事，而且带有监督、警戒当政者的作用。
如果生前不能受到一定的评判，死后在历史上也要留下鉴定。
青史留名的问题草民可能不在乎，士大夫却很在乎，当国者就更在乎。
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大饥荒中，身居高位的领导还提出：“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算是最重的警告，还是寄希望于对青史留名的畏惧能起到约束作用。
现代的新闻报道更有即时的监督的职责，所以本文所举写史之例完全适用于写新闻。

今人研究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资料来源，除了档案之外，就是当时的新闻报纸。
档案姑且不论，如果某个时期的报纸登的都是假消息，那可就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了。
例如，研究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民生和经济状况，如果单凭那几年的报纸，会以为出现过亩产万斤这样的超高生产力，全民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根本没有发生饥荒。
若按掌握话语权者的意图，饿死人也不能上史书。
所幸“努力”挖掘和披露真相的志士前赴后继，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野史。
尽管如此，已经大规模传播的假话都要恢复真相并不那么容易。
我见到过当代的年轻人为了解某位经济界人物，翻阅“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报纸，发现对此人的详细报道，罪名吓人，历数其罪状，振振有词。
尽管这个运动的扩大化和大量冤案现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这个具体人和这则报道，那位年轻人还是不由得不信。
事实是，事主一年后就已彻底平反（他算是幸运的），那些“罪状”完全无据。
但是，这种公开“揭批”是大张旗鼓的，而“平反”是“内部”悄悄的。
政治运动没有“毁谤罪”，名誉受损也没有在同样的范围内恢复名誉之说。
我们这一代过来人对这种“特色”心领神会，但对于后来有幸生长在比较正常环境中的人，除非有专门训练，能分辨真假吗？

上世纪90年代，我遇到一位海外留学生，研究“反右”运动历史，也是依据当时国内报刊的公开资料，还有经过特殊渠道得到的“右派”档案材料，运用被认为“科学”的国际学术界时髦的“量化”分析，得出结论是“这是一场有野心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干部夺权的斗争”，因为白纸黑字这样写着，“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的”。
这种论文因为出处有据，注释齐全，合乎学术“规范”，在名牌大学中居然也得到承认。
从最低限度讲，这类报道是误人子弟，而且，祸延海外！
当时，发表此类消息的媒体和媒体人早已丢掉“董狐笔”的传统。
他们不享有古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那段时间里，恐怕想要做以身殉新闻的烈士而不可得。

一句真话的力量
掌权者为什么需要向公众掩盖真相?
当然真相是坏事，是施政之失，如果是善政，是功劳，大书而特书还来不及呢。
做了错事想掩盖，这也是人之常情，小孩子闯了祸大多不想让大人知道。
像孔夫子提倡的“闻过则喜”，需要较高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达到。
文过饰非倒不是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
特别是掌权者，如果有权、有办法掩天下耳目，很少人会把百姓当作神父，自觉地忏悔自己的罪过。
所以，问题在于他是否拥有这个权力。

以尼克松“水门事件”为例，他触犯了美 国民主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被发现后，使出浑身解数加以掩盖，是两名普通记者锲而不舍地挖掘和披露真相，最后把他拉下马。
他一定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痒，如果有权力加以封杀，不择手段让这两个记者闭嘴，早就这么做了。
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力。
是制度设计决定真相战胜。
又如，克林顿的绯闻，他最初也是否认，想掩盖，但是盖不住，只得承认并道歉。
他差点被弹劾的罪名不是生活不检点，而是撒谎，“作伪证”，是违法的。
所以，最后记者问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对美国青少年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人不能说谎，总统也不行。
政治人物的私德固然重要，而对公众必须说真话更为重要。他们的制度、法律就是这样要求的。

现代媒体的天职是反映真相，而真相往往被重重掩盖，就需要深入揭露，发展出“调查性新闻”这样的文体。
在充分享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媒体履行职责也还会遇到威胁利诱的困扰，表现有优劣之分，而在迫使政治透明的法律机制欠缺、媒体没有独立身份、说真话没有安全保障的环境中，还是坚持拒绝假话，努力挖掘真相，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这样的媒体人的勇气、智慧和高度敬业精神可与古之太史遥相呼应，更值得尊敬。
这里的“真相”当然是涉及国计民生、社会公平正义之事，不是指那些名人八卦。
如《中国新闻周刊》600期所举事例，涉及法制、民主、公民权利等各个方面，大多影响深远。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就以孙志刚事例来说，真相的披露揭开了暗无天日的黑幕，促成了收容制度的取消，是一大功劳。
但有，人因此付出了代价，只是公开加于他们的罪名是另外罗织的借口，在这点上，今人还不如古之崔杼者流坦率。
而且，收容制固然取消，还有其他类似的黑暗场所，包括劳教所。
最近有记者暗访“救助站”所遇到的险情和发现的惨状，说明只要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体制不改变，类似孙志刚的惨案难以杜绝。
当然，那些冒险暗访的记者也属于敬业、勇敢，值得尊敬之列。

子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
我理解有几层意思：
其一，在位者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可以看得见；
其二，错误是特例，一经指出，很快能得到改正；
其三，黑暗是暂时的，多数时间是光明的。
如果日蚀、月蚀成为常态，那就是黑暗世界了。
所以，如果在位者掩盖错误、撒谎成性，天天指鹿为马，使民众长期生活在谎言笼罩的黑暗之中，这个民族必然成为愚昧的民族，而且弄虚作假成风，全社会都失去诚信。
从这一角度，有公众话语权之媒体是否说真话影响深远。
我还是把新闻与历史相提并论，如果说，一句真话能改变社会，恐怕有所夸大，但能照亮民众的心智，善莫大焉。
不断地揭露真相，集腋成裘，亮光就会逐步驱散黑暗，不但照亮今人，而且惠及后世。
今日之中国，坚持说真话仍然任重而道远，同志仍须努力！
资中筠：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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