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师贤名千秋，百世不断《房玄龄家风探析》（房恒贵）-承天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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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家风探析》一文，是由广东社会学学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组织专家团队统一编撰的《中华家风典范》(暂定名)一书书稿的组成部分（古代家风典范的一个），将在今年8-9月份举办的“第三届中华姓氏大家谈----家风论坛”上发布并成书。这里先提供其中一部分以飨大家。
贤名千秋 百世不断
-----房玄龄优秀家风探析
房恒贵
房玄龄（579- 648年），字乔，谥号“文昭”。初唐宰相。因他首获之封爵为“临淄侯”，其父也被追封为“临淄县公”，因而一般被称为“齐州临淄人”。房玄龄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后于617年在渭北投秦王李世民后，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典管书记，是李世民得力的谋士之一，被纳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武德九年（626年），参与玄武门之变，与杜如晦等五人并功第一。李世民即位后，房玄龄历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封梁国公，总领百司，掌理政务达二十年。他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在贞观年间，主持编写前六代史，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修订《唐律》、《五礼》。另外又撰《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20卷，与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200卷。先后监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亲自主抓经济，注解《管子》二十四卷并推广《管子》经营思想，创造了贞观之世的经济奇迹。其言论多见于《贞观政要》。《全唐文》收录其文（议）20篇。
他在恪守职责的同时，能做到不自居功、谦退无迹。 因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唐史学家柳芳称：“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勣、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
《新唐书》本传对其评价是“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媢忌，闻人善，若己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历代古人像赞》称他：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
贤相必有优秀之家风。综观房玄龄一生的事功，其所以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后天努力、难得的君臣际会及时代机遇外，他融合所承传自家族的优良家风传统及师门心法，而形成的新的以身作范的独特家风，无疑是其重要成功要素。本文试对房玄龄优秀家风进行探析。
一、为学深：才博知广，志趣高雅。
房玄龄一生注重学习，学识精深。其学问一是缘于家学，从小受其父房彦谦严格教诲，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二是得遇明师。房彦谦为他从小请著名的文中子做师傅，正是得益于明师教诲，才成就了他后来非凡的才情和治国理政的能力。清奕询诗道：龙门文中子，抱道不出仕。其徒数十人，受学皆正士。天之生才非偶然，佐命兴国资群贤。一朝天命属诸李，房杜王魏各兴起。时王制作焕一新，四海群黎拭目视。文中有徒道不洇，唐祚三百基于此。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18岁的房玄龄中本州举进士，开始进入仕途，获授羽骑尉、校仇秘书省，后补隰城尉。时有吏部侍郎高孝基是有名懂相人的，他见房玄龄之后，深为感叹，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
房玄龄的学识和才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博学多能。房玄龄本身出自正宗儒学世家，对儒学深有研究和推崇。《全唐文》 载房玄龄曾在一份上呈的《表》中自言：“留情典坟，属意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文锋既张，宫徵自谐。” 可见其年轻时确曾在学问方面下过苦功，博学多能、融会贯通。
二是成文快且水平高。《唐书·房玄龄传》：“玄龄在秦府十年，常典记室。每军符府檄，或驻马立成。文约理尽，初不举藁（一气呵成之意）。”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兼大行台考功郎中，被列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首。褚亮在《十八学士赞●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称他：“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三是精通史学。古代能参与修撰国史的，都是学养浑厚、老成持重、中正不偏之人，房玄龄在修史方面很有成绩。贞观年间，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先后完成《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修撰工作，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获“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降玺书褒美……”（姚崇《请褒赏刘子元、吴兢奏》）。
四是匡定大唐新礼。房玄龄对礼仪也非常精通。贞观二年，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房玄龄等还对封禅的仪式，博采众议奏上，对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房玄龄与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着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
五是书法独有造诣。《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七○窦泉○述书赋下》评房玄龄书法：
“房文昭则雅而和，稳而不讹。精神乏气，胸臆余波。若苹萍异品，共泛中河。”李云 评：雕文抱质。又云：海上双凫。又有评：书兼草隶，行草风流秀颖。
六是海纳百川、昌明政教。房玄龄由于师承不世高人、通人文中子，思想开明、眼界开阔，推崇“三教合一”。尤其是在他当政期间，与唐太宗及同僚君臣协和、励心图治，不仅对儒、释、道三教思想深有研究，还能广纳异端，善用诸教，致在贞观年间，“三教混元大道行，九流归一普世兴。”出现国富民强、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
河南嵩山少林寺正殿院内东侧有一尊《三教同源碑》，又称作《混元三教九流碑》，被世人称作“少林和谐图”，为“少林文化”的重要标志。碑上的赞及图客观地分析了儒、释、道三教的关系，同时阐述了九流中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分工的不同。此碑上图下部，另有大段文字注明，少林寺由于“十三棍僧保秦王”的光辉贡献，在唐初得到朝廷嘉赏，并由房玄龄代表朝廷登嵩山、崇少林、敕建新筑 , 嵩山少林得以昌盛。落款为“武德八年二月十五日兼记室参军临淄侯房玄龄宣”。
贞观之朝，能有诸教并举、文化昌明、百姓乐业、万国来朝，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普世价值”的盛况，实与房玄龄对文化融合与宗教和谐的积极参与和主导密不可分。
七是钻研经济、经世致用。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清明治世。这一空前的封建盛世，与房玄龄重视经济、钻研经济、擅长经济是密不可分的：
房玄龄因师从“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为已任的隋末高人“文中子”，又遭逢乱世，急于脱略时弊，因而有别于一般腐儒的重农轻商，见识广亮、开明有容。他作为“贞观之治”中施政方针和重大政策、措施的重要谋划者与执行者，以公务繁忙的执政宰相身份注解“在野”异论《管子》，并用作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使这部先秦治国理财宝典重显于世，得到空前重视。《管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贞观之治”应用实践的理论来源，很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原则得到重视和运用：如官员任用的“能者上”原则和不计旧嫌、不拘一格、善于纳谏的用人之道，使一大批有能力的人才得到重用；“不夺农时，五谷兴丰”的兴农政策“均田制”和轻徭薄赋的“租庸调制”，极大地改善了社会关系和发展了农业经济；“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的招贤纳才措施，“来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财”的开放政策，使唐初工商业和文化事业蓬勃兴起。贞观时各族和异国侨民云集长安，仅迁此定居的突厥族就有1万家，在唐都生活的外国人近20万。英国学者威尔斯说：“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兼收并蓄而好探索的。”这种开放创新、大胆化夷、兼收并蓄的理念是与《管子》核心思想一脉相承的。
自汉武帝以来，统治阶级长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房玄龄不囿于陋儒陈见，以“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注解并推行异端文献《管子》思想和方法，极大推动了贞观年间三教合一、九流并举、百业兴旺的太平景象。功莫大焉！
宋陆游在他的《感怀》诗中就赞扬：
世儒凿户牖，道术将瓜分；孤陋守一说，百氏殆可焚。
后来岂无人，鼻垩谁挥斤？巍巍贞观治，房魏出河汾。
二、对国忠：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一是量才授职省官员，公平正直选贤能。房玄龄位居辅弼以后，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
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重视吏治， 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房玄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命房玄龄并省官员。房玄龄奉诏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员进行精简，裁去大量冗员，“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初唐政权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同时，房玄龄还善于因才授任，选贤任能，重视人才。房玄龄择人有三大特点：首先，善于视人之长、量人之才而授以官职。如早在秦王府时，他就向李世民推荐杜如晦，后成为与房玄龄齐名的贤相。其次，重才又重德。如文韬武略、品才兼优的李大亮。最后，用人不计出身。如以农为业的贫寒之士张亮得到重用。
唐太宗李世民为此曾作《赐（赋）房玄龄》，颂扬、勉励房玄龄之为国求贤：
“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
二是创业知难兼度支，孜孜奉国无不为。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生入死，备尝创业立国之艰辛。他曾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他在回答太宗关于“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因之，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为隋末长期大规模战争的巨大破坏，举国经济凋敝加上连年灾荒，使得恢复经济发展成为贞观初的头等大事。房玄龄负责选举官员，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他亲自兼管“度支”，掌握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和国家预算的制定及实施。褚遂良赞他“人臣之勤，玄龄为最”，王珪在品藻当朝人物优贤时也称赞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自认不如。
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387页载：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所刻《历代古人像赞》中有房玄龄画像一幅，其画面左上角题对联一副，是对房玄龄尽忠为国功业的形象概括: 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
三、事亲孝：病榻尽心，色养显亲。
房玄龄不但精于治理军国大政,还是一个孝子。他恪守孝道，服侍父母以孝闻名。
房玄龄的“能养”之孝。其父房彦谦曾长期卧病不起，他“绵历十旬”，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
房玄龄的“色养”之孝。孝道以色养为难。房玄龄的亲母出自陇西李氏姑臧房，是常州刺史、银青光禄大夫李玄道的堂姐妹，去世后房彦谦又再娶。《贞观政要·73·孝友第十五》： “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太宗命散骑常侍刘洎，就加宽譬，遗寝床、粥食、盐菜。”
房玄龄的“显亲”之孝。“弘扬祖德”、“显亲扬名”是古代最高境界的孝。房彦谦于公元615年在隋泾阳令任上病逝。唐贞观三年(629年)，以其子房玄龄有大功于唐，追赠其为徐州都督，后又追封为临淄公，谥曰定公。贞观五年，房玄龄亲自奉其灵柩由泾阳归葬于故乡齐州赵山之阳（今山东济南市东郊），房玄龄请太子右庶子、有一代文宗之誉的李百药撰写碑文，又请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欧阳询书丹，刻石立于墓前。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引《唐房彦谦碑》称：彦谦，玄龄父也，在隋任司隶刺史，出为泾阳县令，卒官，不大显，而《隋书》立传二千余字者，盖修史时玄龄方为宰相故也。此为后辈建功立业“显亲扬名”之举。
不仅如此，房彦谦本来家里很富，且居官多年，但他两袖清风，是一位廉洁正直的官员。车马服饰器用都很俭朴，家里财富和所得俸禄大都用来周济抚恤了亲友。他曾经从容地笑着对儿子房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一生继承父志，为官清廉正直，而且正由于他的功业和身范，才让后世人都知道了他父亲房彦谦的忠节与清白。
宋 林同在他的《贤者之孝二百四十首·房玄龄》诗中赞：
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佩父清白训，为唐第一人。
四、交友明：贤贤志同，尚儒公忠。
古往今来，欲建功立业者，必须有志同道合者才能成功。房玄龄就有这样一群好样的“小伙伴”一路相随。
《全唐文●卷八百八☆司空图○三贤赞（并序）》：
隋大业间，房公、李公、魏公同师文中子，尝谓其徒曰：“玄龄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断，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时致力，必济谟庸。”厥後果然。宜有赞激云。
三贤志同，夙尚儒风。以值公忠，出遇太宗。
讽议从容，谋蹶群雄。君劳臣惕，荒夷阻辟，百千年社稷。
杨炯《原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
“……大业末年，皇纲渐紊。不扫一室，自怀包括之心；独守太元，且忘名利之境。於时魏特进、房仆射、杜相州等，并以江海相期，烟霞相许，付同心之雅会，讫刎颈之良游。或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山涉水，经日忘归。斯贤达之素交，盖千年而一遇……”
房玄龄与杜如晦同窗之时即相友善，慨然同有匡主济时之志。旧唐书《列传十六·房玄龄、杜如晦》载：太宗尝与玄龄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玄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裨湛草创，东里润色，相须而成，俾无悔事，贤达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则管仲、子产，杜则鲍叔、罕虎矣。故曰：“文含经纬，谋深夹辅。笙磬同音，唯房与杜。”因玄龄善于谋划，如晦善于决断，史称“房谋杜断”。加上能言敢谏的诤臣魏征，则合称“房谋杜断魏直谏”。
五、处事智：审时度势，筹谋帷幄。
据传，房玄龄眼睛细长有神（龙目凤睛、风神内蕴）。《龙城录》记载，他后来的师父“文中子”在他幼稚日就游说房彦谦：“此细眼奴非立忠志则为乱贼，辅帝者则为儒师，绰有大誉矣。” 可见，房玄龄天生长着一双“智慧的眼睛”。
隋开皇中，房彦谦任京官期间，房玄龄“尝从其父至京师”。时天下宴安，论者以为国祚无疆。房玄龄密告彦谦曰：“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盗有天下，不为后嗣长计，混淆嫡庶，使相倾夺，诸后籓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彦谦惊止之。房玄龄又私下对友人李少适说：“主上性多忌刻，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唯行苛酷之政，不弘远大之略。今虽少安，吾忧其危乱矣。”少适以为不然。隋大业之季，其言皆验。
房玄龄高中进士那年，隋吏部侍郎高构，典选铨综，至房玄龄、杜如晦，愕然正视良久，降价抗礼，延入内斋共食，谓之曰：“二贤当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为托。”因谓裴矩曰：“仆阅人多矣，未见此贤。”嗟仰不已。贞观初，如晦终右仆射，玄龄至司空，咸如构言。
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 汉王（杨）谅反，27岁的房玄龄坐事被除名，自此未再出任官职。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李渊起事于晋阳，是年十一月，已39岁、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房玄龄，审时度势，在“十八路反王”中，没有象他的族叔房彦藻一样投奔当时势力仍厚的瓦岗寨义军，而是慧眼识真神，在李世民“义师济河”时，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麾下。经温彦博推荐，求贤若渴的李世民与之一见如故，署其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从此倾心追随，李世民以其为谋主，每叹曰：“昔光武云：‘自吾得邓禹，人益亲。’寡人有玄龄，亦犹禹也。”
房玄龄既遇知己，知无不言，凭借其出众的才华，让李世民无后顾之忧。他协助秦王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有“筹谋帷幄”之功。在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别人是去抢掠珍宝财物，而房玄龄却把精力放在接收有价值的文件档案和搜寻有才华的敌方文官武将，把他们招纳至秦王府，从而大大增强了秦王府一方的实力。
在李唐王朝建国后，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支持李世民的“夺嫡”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 作 ，大 乱 必 兴，非 直 祸 及 府 朝 ，正 恐 倾 危 社 稷 。此 之 际 会 ，安可 不 深 思 也 ！仆 有 愚 计，莫 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决定采取行动的秦王李世民，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房玄龄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第二天凌晨，“玄武门事变”发生，李世民夺嫡终获成功。而李世民当政后所开创的“贞观之治”和大唐雄风，以铁的事实证明房玄龄与杜如晦等选定李世民作为辅佐对象，参与谋划 “玄武门之变”、“匡定社稷”确实是明智的抉择，是慧眼识英主、大智匡社稷之举。
唐太宗即位后，在论功行赏时，房玄龄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仅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
其后不断得到加封。作为宰相，他位列三公，总领百司，德高权重，辅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又为李唐王朝的繁荣和发展立下了赫赫功绩，功勋卓著，备极荣光。
贞观十七年，房玄龄与长孙无忌等24位功臣由大画家阎立本亲自图形并挂于凌烟阁中。《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九☆吕温○凌烟阁勋臣颂（并序）》涉及房玄龄的内容有：
“……房、杜元机朗识，并运帷幄，神发响效，谟成天功，此则萧何之指踪，子房之决胜也……”
晚唐诗人李贺为此在《南园》诗中感叹：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六、待人贤：让德推功，雅量含弘。
由前述唐史学家柳芳等人的评价，可以看出房玄龄雅量含弘，不嫉贤妒能，这也是其被举世共认为贤相的主要原因所在。
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与隋律相比，他改定的《贞观律》五百条中减去大辟罪等九十二条，改流罪为徙罪七十一条，修改兄弟连坐之法，死刑与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律条以外，还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余条，删唐武德以来“救格”定留七百条，分为18 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之苛酷刑法，形成唐朝比较完备的法令体系。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有唐一朝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法令的修订多以此为基础，而房玄龄实有首创之功。
正因如此，他才“闲居台辅，缄默自处，人莫敢予侮。”
七、课子严：治家有法，时时提醒。
早在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房玄龄才10岁时，他就听其父房彦谦言：“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此后他不仅一生遵行，也非常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治家颇有法度。
房玄龄给三子分别取名“遗直”、“遗则”、“遗爱”。推想房玄龄给三子取名实是各有深意。他十分仰羡汉代袁氏家族四世三公的家世，常常对三个儿子说：“汉之袁氏累世忠节，吾心所尚，尔等宜以之为师，时时训诫自己。”其为长子取名遗直，是因春秋时晋国贤者羊舌肸，博议多闻，品德高尚，能以礼让国，是当时晋国的贤臣，孔子称之为“遗直”。 以古贤人的雅号为长子命名，玄龄公对其期望可谓高矣！而“遗爱”者，仁爱传家也；“遗则”者，"行为世范"也。也含有深深的期待。
房玄龄身教言教都很勤，家训、家规也很严厉，他唯恐自己的子女仗势欺人，常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他集录了古代和当时社会一些有名的家训，亲书在屏风上，让诸子各取一具，时刻以之约束自己。他常在处理完朝中政事回到家中时，亲自督促儿子们的学业，询问他们对自己所集录家训的心得，听其背诵，并不忘提醒儿子们“时常留意于此，可永保躬身矣。”
可惜，到了高宗时，房玄龄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嫉恨长子遗直居嫡袭爵，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又涉嫌参与宗室夺嫡谋反一事，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一生的功业和家业荡涤一空。
八、遇妻贞：由敬生爱，以德报德。
自古有言：妻贤夫祸少，家和万事兴。房玄龄是一个好丈夫，夫妻恩爱，感情笃厚，“千古风流一坛醋”已成为忠贞于爱情和家庭的典范。
《太平广记》摘《国史异纂》称：太宗将赐（房玄龄）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鸠。”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由此传说，千百年来民间把卢夫人当成悍妒之妇，而房玄龄成了“怕老婆”的典范。
而据《朝野佥载》记载，“唐右仆射房玄龄微时，卢夫人质性端雅，姿神令淑，抗节高厉，贞操逸群。龄当病甚，乃嘱之：‘吾当不救，卿年少，不可守志，善事后人。’卢夫人泣曰：‘妇人无再见，岂宜若此！’遂入帐中，剜一目睛以示龄。龄后宠之弥厚。”另一说，“唐房玄龄布衣时病且死，谓妻卢氏曰：吾病不起，卿年少，不可寡居。可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龄惊起，旋病痊，终身礼之。” 此则又让房卢二人门当户对、以德报贞之义举得以澄明。
事有因果，情有终始。“千古风流一坛醋”实实是一曲爱的赞歌，是房玄龄对夫人由敬增爱、以德报德之举，实非一“怕”字可概括也。这对当今恋爱和婚姻中的男女，又何尝不是一种鞭策和示范？
九、居官谨：忠肃恭懿，惧满崇让。
房玄龄作为一代名相和唐王室重要谋臣，为开创 “贞观之治”立下汗马功劳。他事太宗32年，任相22年，纵观整个唐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他身处要位，却从不居功自傲，一生“虔恭夙夜，尽心竭节”，“当官励节，奉上忘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至此，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又，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候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矣。”一言而化，并没有给裴玄本穿小鞋。
十、崇尚和：预防分裂，谏止穷兵。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但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种种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消除了国家分裂之隐患。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不同意轻于开战，劳民伤财。尤其自贞观十六年到二十二年(642-648年)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他在《缓讨高丽对》中说：“臣闻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馀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後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自知难愈，在“群臣莫敢谏，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他上表劝谏唐太宗停止攻伐高丽。太宗见表，对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天佑善人。也正因为房玄龄上述致力于安辑和平的善意，据韩国《南阳房氏大同谱》载，他的一位十代孙房季弘，在三韩高句丽时代拨乱反正、建功立业，成为三重大匡辅国、32位三韩壁上功臣之一（其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类似于东汉云台二十八将和唐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房季弘的后裔现仅在韩国即已繁衍35000人之多，可谓德佑后昆。
清河房氏，其血缘始祖为尧帝嫡子丹朱，其子房陵为房氏开姓始祖。清河房氏既是丹朱后裔，尧帝家训应为房氏家风养成之重要渊源。房玄龄一生，兼仁兼智，注重学问与修身，知谦让、懂进退，“当官励节，奉上忘身。”以及多谋善断、勤于政事、雅量含弘、善始善终，结合其不着痕迹参与创下的“贞观之治”主要功绩，无不彰显尧帝家训家风在家族传统中留下的印迹。而其承传自清河房氏世家的家风传统，可见《中华家风典范》之 《房玄龄家风研究》摘选（房恒贵）一文的解析。
房玄龄的师傅，是隋朝末年有名的隐士文中子，此公为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道家，生平不详。其著作已失传，只留下他的弟子姚义、薛收编辑的《文中子说》一书，此书提出了“三教合一”的开明思想，并且他的几个著名弟子中，房玄龄善谋而涵容开明，杜如晦善断大事，魏征刚正有定见，李靖文武双全，王珪有识人之能，各有特点。文中子可谓乱世中的智者、博学通达的高人，其对房玄龄一生行事风格和做人态度的影响，应不比家学传统的影响稍逊。
房玄龄生于名门、长于乱世，虽家学渊源、成才较早，18岁就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士，但仕途一直不得志，历经沧桑。一直到39岁遇到明主李世民，从此一路追随，辅佐其奠定大唐江山、完成宫廷政变、开创贞观之治，才有机会意气风发，走向人士辉煌。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对其个人家风的形成，亦有不小影响。
参考书：
[1]《新唐书》、《旧唐书》
[2]《全唐文》
[3]房恒贵、房明毓著《清河房氏源流》（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5日版）
[4]周尚兵著《齐州房氏家族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12月第1版）
【作者简介】房恒贵，男，1991年武大哲学系社会学专业本科毕业，曾效力于南化、海航、电子五所、顺丰速运、海洋王照明、香港国盛投资等大企业和机构。创办有中华姓氏网（万家姓），编著有姓氏研究专著《清河房氏源流》（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并创作、发行了 12首中国风歌曲。现为深圳市承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社会学学会理事、姓氏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总裁班特邀企业文化与集团管控讲师，深圳市市长质量奖评审专家。

房文化百科专著《清河房氏源流》（房恒贵、房明毓编著，2016年7月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华家风典范》之 《房玄龄家风研究》摘选（房恒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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